今年,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已经明确,且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依然很大,当财政支出在化债要求约束下,靠投资拉动GDP的难度加大,需要切换到消费拉动主导的模式。因此,长期以来通过“政府+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需要切换到“政府+企业+居民”的模式。
从2024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只有5.5%,其中商品零售总额仅为4.6%,而2019年为7.9%.尽管2024年春节国内旅游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相比2019年同期国内出游旅客的人均支出恢复率仅有91%,低于2023年中秋国庆的104%,以及2024年元旦假期的97%(以2019年同期为基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刚刚结束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可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的一大契机。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至少有四个方面可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第一,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及退税政策可以适时调整。不过,该政策可能使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减少3万亿元左右,使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
第二,2023年我国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元,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高达43.6%.在总人口减少,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出的大背景下,转移支付中可能有一部分向低收入群体定向转移。在大数据时代,做到精准、公平并不难。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问题应予以解决,至于让中央多承担事权还是给地方更多财权,可以以合理和效率作为依据。如改革得当,可以缓解地方较重的债务压力。
第四,税制改革应加速推进,尤其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我国个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只有7%左右,说明我国迄今还未能向富人有效征税。
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在实现公平的同时提高效率,让财政的乘数效应最大化。
此外,财政支持居民,也是扩大需求的一个有效方法。如疫情期间,不少城市发行过数额不等的消费券,其乘数效应普遍都在2—3倍。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以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首先,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度极大,服务业创造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带来200万人的就业。其次,服务业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包括金融业、信息软件服务和房地产等,都是对制造业的重要支持。第三,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提高服务业的整体薪酬水平,有利于做强制造业。我国在长期的投资拉动模式下,偏向于低成本扩张,如依赖比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这就使得制造业停留在中低端。即便目前具有很大优势的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其部分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也并未掌握。
我国202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1.6%,就业占比不到50%.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应该大力度发展服务业,多渠道增加服务业的整体薪酬水平,形成就业增加与薪酬提高的良性循环,进而助力稳增长目标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面对社会预期偏弱的局面,应该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以进促稳,突破常规思维,不必左思右虑,信心比黄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