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很少再看到一部令“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感到新奇有趣的动画片了。近期上映的《青春变形记》或许具有这样的特质:可爱到出圈的红色小熊猫,既有想象力又有深度的背景设定,以及片中对东亚式家庭、青少年成长与性别意识萌动的深入思考,规避说教的表现方式,使观众在轻松的同时不流于低幼。
《青春变形记》是一位由美国(华裔)导演讲述的中国故事。与之相对应,中国人自己书写的中国青春故事反而未曾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
在十多年前,“青春疼痛文学”俨然是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抽屉必备”。然而时至今日,当年的少男少女已经长大。无论是“疼痛小说”还是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如今重温,都只会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反差?个中原因不妨首先在“疼痛文学”的产生背景中找寻。“疼痛文学”的主要受众是应试教育下的青春期少男少女。他们处在一种悖论性的境况之下:一方面,恰逢青春萌动、荷尔蒙旺盛喷薄的年龄;另一方面,在考试机器下接受着极为严酷的规训。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契机,让自己摆脱“庸常”,释放对瑰丽青春的无限“想象”,并表达出对周遭规训的不满。某种意义上,“疼痛文学”正是为此而生: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处在整个小说世界观的核心,所有的故事围绕他们而生,这让少男少女感到自己不是教育流水线上的“产品”,而是世界的主角。在“疼痛文学”中,围绕主角的剧情往往极尽狗血,但对于其受众而言,正是这种狗血的剧情容纳了他们对青春的“想象”。最后,“疼痛文学”以“疼痛”为卖点,切合了受众对于自己所受规训的不满。
然而,作为一个“释放装置”,“疼痛文学”的局限明显——它过于脱离现实:“疼痛文学”会塑造出保守的家长、恶毒的闺蜜,他们造就了主角的“疼痛”——但对于家长何以变得保守,闺蜜何以针对主角,我们却一无所知。
相比之下,《青春变形记》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影片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家长和孩子的对抗,但影片却将我们引向对冲突之社会根源的理解;这部影片也设置了不少“超脱现实”的情节(如女主角会在情绪波动时变成小熊猫),但其“动画电影”的“标签”使得这种设置并不让人觉得荒诞。此外,在“超现实”的情节中,角色的行动也符合正常人的逻辑与社会经验。
当然,现实主义绝不意味着一板一眼地复刻现实。它强调的是电影人能否在创作时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看待自己所要呈现的现象。如在《青春变形记》中,对“东亚家庭”之社会根源的探讨便具有“整体性”视角。正因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好的电影必然超出“影视工业”,而将触角直达社会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