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据显示，曾经对过年的一切尤其是走亲戚这样的人情往来深恶痛绝的年轻一代，终于从父母手中接棒，成为了春节的“过年主理人”。不但如此，他们似乎还做得不错，在消费主义丛林中“片叶不沾身”，总能挑选出高性价比的年货。更重要的是，“事业心”并没有让他们主理的“春节”变成给领导送礼的节日，恰恰相反，他们将大头花在了父母及亲属身上。
这一现象看似理所当然，但若与数年前的舆论环境一同参看，则有相映成趣的意味。
数年前，“原生家庭即祸害”一度是网络上的流行“Tag”。诚然，代际间的价值差异乃至观念冲突在任何时期、任何世代都并不罕见，但“祸害”这样尖锐的用词仍令人悚然，它暗示着原生家庭对人的毕生发展有着近乎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此，人生旅途中的种种不完善（尤其是性格不完善）几乎都可被追溯或还原到原生家庭。
仔细想来，“原生家庭祸害论”并不自洽。一方面，造成生活困境和品质缺陷的原因是相当繁杂的，从遗传因素到社会环境，均与之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归咎于“原生家庭”并不合理。另一方面，归咎于原生家庭也无助于自身处境的改善。如若相信了自己的种种缺陷早就被家庭环境所决定，那么人们也就易于失去改变现状的动力和勇气。
以此观之，当下“今年送礼送爸妈”的现象正是舆论环境回归常识与理性，走出“原生家庭祸害论”的表现。诚然，父母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父母在养育子女前也在育儿、教育等方面并不专业。然而，如若我们文化/CULTURE将原生家庭所要承担的责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便不难发现，大多数父母仍是抱着一腔热诚充当“亲情的港湾”。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不完善”甚至能够与当下年轻一代切身感受到的诸种不易产生共鸣。
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回归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家庭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发挥着其他社会实体无法发挥的功能。如情感寄托乃至于缓冲社会压力等。因此，对“家庭”的理性看待对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对年轻一代而言，与“原生家庭”的和解同样也是与自我的“和解”：通过包容父母的“不完美”，他们也包容了自己的“不完美”，通过承认原生家庭的“有限责任”，他们反而学会了“情绪自助”，从父母手中接棒，成为主持节日的“家庭主人”——这正是重拾自主的微观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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