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疫情升级

　　2019年10月，我和8个小伙伴从北京出发，赴英国牛津进行交换项目。在英国，每一学年被分为三个学期。那时我们没有想到，因为一场疫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在第二个学期后仓促回国。亲历疫情下的英国，这段经历成为交换留学记忆中最独特的一部分。

　　抗争

 

　　从1月开始，留学生们几乎与国内的同胞同步感受到了疫情的压力。由于我的籍贯是湖南岳阳，是湖南最靠近湖北的门户城市，因而我对疫情的发展更多了一份牵挂，通过国内媒体以及 “英国湖南同乡会”的微信群持续关注国内情况的变化。

　　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消息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就在当天，“英国湖南同乡会”通过微信群号召广大英国同乡援助国内。随后，从2月1日到2月7日，总计190箱、价值约101万元的爱心物资分三批从伦敦运往长沙。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全英各地的捐款和物资向伦敦汇聚，有利物浦的留学生奔赴300公里外的伦敦协助整理物资，也有海外的企业家动用企业资源从罗马尼亚采购物资，由企业雇员开车24小时，跨越欧洲大陆，将物资送抵伦敦。

　　在援助国内的同时，留学生们还要与偏见和歧视抗争。有一位同学记录下了这样的经历：“在食堂坐下吃饭，旁边的同学托马斯看到了我的脸，马上腾开了位置。吃完饭，托马斯把学生卡遗弃在桌子上，我跑过去还给托马斯，他在不知所措地感激了我之后，用拇指和食指指尖小心翼翼地夹起了那张卡，保持着这个不自然的姿势离去。”

　　还有一位同学在银行取钱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中国人，对方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就立马捂着嘴跑开了。

　　不过，大多数人依然站在了道义和人性一边。2月8日，恰逢元宵佳节，我所在的圣彼得学院把学院里的亚裔交换生叫到一起用午餐，学院为我们准备了中式的菜品。席间院长询问我们家人是否平安，在英国是否遭遇了不友好的声音。她告诉我们，无论遭遇何种形式的歧视，我们都可以向学院反映。后来，来我房间打扫卫生的校工也询问了我家人的状况，安慰我说中国的疫情一定会很快得到控制。

　　在保证学业的同时，留学生更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健康。2月上旬，英国也出现了少数输入病例，但2月16日，8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在医院的确诊病人仅余一人，这一波疫情迅速被扑灭。我们争相欢呼：“英国的国民医疗系统立功了。”

　　然而，短暂的安稳很快被打破。随后，英国又陆续出现确诊病例，且人数持续上升。3月3日，英国进入“延缓”阶段。此时我们意识到，像2月份那样迅速扑灭疫情已不可能。一位生物专业的学姐早在前一天就开始了自我隔离，还分享了一些用酒精自制消毒液，用肥皂DIY免洗洗手液的方法。她在朋友圈里说：“如果这是一场生存游戏，那似乎还挺刺激的。”但很快，当我们真正感受到疫情给生存带来的压力时，就无法把它当作一场游戏了。

　　沦陷

 

　　疫情带来的生存焦虑迅速降临。3月5日，有消息说，一位N学院的合唱团成员出现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3月8日，学校里有了第一例确诊。3月10日，H学院的一位研究生确诊，而我们一行八人中的一位正就读于H学院。我第一次感到疫情就在身边，“Oxford has fallen”，牛津沦陷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比起步步紧逼的疫情，英国人对待疫情的态度更让人焦虑。校方对疫情的描述依然是“风险极低”或“风险较低”；街上看不到多少人戴口罩；舞会和其他社交活动照常进行。当时，我的三门课程中还有两门尚未结课。我的两位老师同意了我将课程改为线上的请求，但言语间依然认为我反应过度。其中一位老师还善意地安慰我，说我们被疫情波及的可能微乎其微。

 

　　3月底，伦敦外出的行人已经不多，仍有部分民众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锻炼

　　直至此时，撤离依然不是我们的首选。N学院的陈思认为，就算感染，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很可能自愈。同时，大多数学院反对学生回国。方媛所在的A学院一度声称不会提供远程教学，换言之，如果回国后没能在第三个学期前返校，她将无法拿到第三学期的学分。

　　3月10日晚，我和其他几位小伙伴开始认真地思考撤离这个选项。当晚，英国卫生部副部长确诊，这一消息直接导致回国的意愿压倒了其他考量。次日，我们购买了回国的机票，此时，20日之前的直飞机票已寥寥无几，且价格翻了几番。3月12日是决定性的一天，牛津的确诊人数上升到五人，一些学院开始调整政策。我所在的圣彼得学院明确表示支持我们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回国，并承诺提供远程教学。还有消息传来，美国的一些学校要求学生搬离宿舍。这是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撤离

 

　　从12日到14日，鉴于机场和飞机上都是高风险区域，我们一直在筹备回国所需的防护设备。陈迹和方媛是口罩大户，王澄也准备了酒精消毒湿巾和手套，最后，我们还在英国的劳保用品店购置了护目镜和防护服。

　　然而，撤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感染风险，而是瞬息万变的航班信息和中转地防疫政策。从13日开始，我们每天都会得到航班取消的消息。

 

3月16日，位于英国伦敦的宽街上的餐饮车依旧营业

　　15日，大范围航班调整，我和同学院的林立原定于16日的回国航班被取消。

　　此时，直飞和中转联程机票几乎售罄，而剩下的中转机票大多需要中转地过境签，或在中转机场滞留较长时间。同时，各个中转国的政策几乎每天一变：泰国取消落地签，新加坡只能海关外转机，日本需要更换机场……一些人开始探索中转开罗和埃塞俄比亚的方案。在这次疫情下，我们好像做了一回“新航路的开辟者”。

　　随后，我抢到了一张17日出发，泰国中转的机票。

　　回国当天，我只携带了一个登机箱，直接在曼谷机场的国际中转区搭乘下一趟航班，以此避开了落地签。而林立则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尽管在埃塞俄比亚中转需要在机场等待17个小时，但埃航提供酒店，且当时非洲疫情尚不严重。于是林立果断购买了所能买到的最早的19日埃航机票。然而，出发之前，情况突变，英国被列为疫情严重国，林立无法入住埃航提供的酒店，只能在机场休息室小憩。林立说，当时休息室里已挤满了身着防护设备的中国学生。

　　在我和林立回国后，N学院的陈思开始制定自己的回国计划。他原本试图借鉴我和林立的经验，从泰国或埃塞俄比亚转机。但两地先后传来不好的消息：在我入境成都一天后，泰航开始要求乘客出示健康证明和保险单。由于英国检测资源紧俏，健康证明不易得，这一政策几乎封堵了泰国中转的可能。而埃塞俄比亚方面，就在林立回国当天，非洲确诊人数过千。同时，埃塞俄比亚也出台了新政策，中转18-41小时的各个航班都不能去酒店，只能滞留在机场。万幸的是，当时马来西亚还开放转机业务，因此陈思最终经吉隆坡回到了国内。可以说，在我们身后，回国的大门越收越窄。

　　留守

 

　　并不是所有人都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们一行人中，学习法学的李艾就选择了留守。由于疫情暴发时假期已近，李艾的学习并没有受到太多直接影响。然而，疫情仍然给她带来了不便。在放假的前几天，李艾开始牙疼，然而她此时不敢出门就医，只能宅在家中涂药坚持。此外，超市里的食物也一度出现紧俏。

　　疫情打乱了李艾原本的春假计划。她曾准备在牛津划船，然后去苏格兰游玩，但现在，她只能自我隔离。

　　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道早已空空如也，李艾不无伤感地说：“我虽然呆在牛津，但牛津好像自己离开了。”

　　对李艾而言，最大的挑战或许在于孤独和不确定性。一方面，疫情期间社交受限，另一方面，熟悉的朋友也多已回国。另外，牛津的部分学院开始要求学生退宿，尽管她的学院尚未做此要求，但这一情况也多少令人担忧。

　　不过，尽管如此，李艾仍然有自娱自乐的法子。疫情期间，牛津的天气持续晴好，全然有别于之前的阴雨连绵。因此，李艾会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前提下去公园踏春，时不时会发现一些过去忽略的美景。

　　有一天晚上，李艾在外散步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砸锅敲盆的声音，混杂着呐喊和掌声。

　　见惯了英国人喝醉之后在大街上游荡的场景，李艾当时只当是某位醉汉的行为艺术。但很快她就发现，这是英国人组织的为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鼓掌活动。在街道或家中，人们为医护人员造势打气。当晚，英国的诸多地标建筑，如碎片大厦和伦敦塔，都用灯光打上了代表NHS的蓝色。

　　一位看过疫情下牛津景象的师兄曾对我说，二战期间的牛津也未必有过如此萧条。而留守的李艾正与英国人共同经历着这段二战以来的至暗时刻。

　　4月以来， 李艾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宿舍里，每天通过网络了解外界。推特上的“Oxfess”成为了一大快乐源泉，Oxfess类似于一个匿名的吐槽BBS，贡献了一天当中的许多笑点。另外，李艾还看到了牛津地区的志愿者征召信息，并报名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她的主要工作是往大家的信箱里分发宣传单。

　　回顾

 

　　从2月到4月，随着疫情的发展，英国的国情和民情都在发生变化，政府也逐渐开始采取一些更加有力的措施。而人们对疫情也越发敏感。

　　早前“群体免疫”一说曾引来众多网友（包括英国网友）的诟病，尽管将“群体免疫”理解为“佛系躺倒”是一种过度简化，但当时英国的政策的确较为宽松，“用两首生日快乐歌的时间来洗手”

　　是知名度最高的防疫措施，每日检测人数十分有限，并未限制出行，且没有强调安全距离和口罩的作用，甚至有宣传称只有病人需要戴口罩。

　　而近期，限制出行等更加系统和有力的措施渐次出台。目前，英国政府限行的核心要求可归纳为三点：第一，限制非必要出行（即非为出于食物、健康、工作缘由的外出），也就是说，李艾的散步目前已经是非必要出行了；第二，保持两米的安全距离；第三，出行后立刻洗手。

　　与其防疫措施相配套，目前，英国主要从学校教育、企业运营、工作与就业等几个方面出台了补充政策。择其重点来看，关于工作与就业，针对因病或因自我隔离无法上班的雇员，他们可以申请每周94.25英镑的补助，这笔补助由他们的雇主提供，最长持续28天。对于企业，英国政府对小企业提供1万英镑的补助，而对于可征税财产在1.5万英镑到5.1万英镑之间的企业，英国政府可以提供2.5万英镑。自由职业者的补助则根据往年纳税额决定，他们最多可以得到每月2500英镑的补助。而关于学校教育，英国政府要求，学校在疫情期间仍需为一些“关键岗位”（也就是对于抗疫很关键且其任务无法居家完成）的人员子女提供服务，并确保他们在校期间的安全健康。

　　同时，随着疫情步步紧逼，英国普通民众对其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在我们离开前，曾有人对我的一位朋友使劲咳嗽，讽刺她过分紧张。但目前，英国人对待口罩的态度也趋于平和甚至积极，一些留学生上街为老人分发口罩，收到了十分友好的回应。

　　另外，被我们习惯性地贴上“自由散漫”标签的英国人大多表现出了很强的集体意识，乃至牺牲精神。大多数英国人如今已遵守规定自主隔离。同时，从疫情刚刚暴发起，英国人就自发地抑制抢购，以便让出行购物不变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有机会购得他们需要的物品。学者储安平曾说：“英人虽在雨中，亦不显出狼狈的样子；故英人虽在血中，仍不失为一个英雄。”这话原本是形容敦刻尔克撤退时英军的从容与秩序，而疫情下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与若干年前的这段描述若合一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