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村能否复制？

袁家村全貌手绘图

  这是一座让人卸去“刻板印象”的村庄。

 
  人口不足百户， 土地不足6 0 0亩，无山无水无古建，这样一个小村如何发展？从“卖荒沟”到“卖乡愁”，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用一碗羊肉泡馍撬动了三产融合的“杠杆”。如今，袁家村因品类众多的关中美食和民俗体验被誉为“关中第一村”，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打卡，村年综合收入超10亿元，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中国十佳小康村、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
 
  2025年春晚，央视记者连线袁家村分会场，据现场报道，袁家村2024年接待游客超950万人，综合收入12亿元，人均纯收入超15万元，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现象级样本”。
 
  “空心村”
 
  袁家村的改革经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业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袁家村和其他乡村一样，也是靠农业吃饭，受条件所限，曾是当地出名的穷村。“点灯没油，耕地没牛，吃粮靠救济，住房潮湿破旧，小伙子难讨媳妇，群众选不出好头”描述的正是当时袁家村的状况。当时，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30元，村民只能靠造田维持生计。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时任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裕禄带领村民打井找水、积肥改土，逐渐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吃饱饭，人就有了力气，也开始动脑子琢磨其他出路。袁家村人抓住改革开放机遇，成立了水泥厂、制砖烧瓦厂、运输队等村办企业，由传统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转型，逐渐成为当地的“富裕村”“小康村”。
 
  2000年以后，由于产业政策调整，高耗能、高污染的村办小企业陆续破产倒闭，集体经济萎缩，村民收入下降。为了生计，青壮年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经商，到2004年，全村流失了2/3人口，留守者多为老弱妇孺，袁家村成了“空心村”。
 
  好不容易成为“富裕村”，绝不能再让袁家村人回到吃不饱饭的时候！经过多方考察，新任袁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占武决定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打造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一是解决村子的持续发展问题，二是带动村民共同致富。没有资源就挖掘资源，把农村的劣势转换成优势。”郭占武的规划是，把农村人最熟悉的传统民俗当成旅游资源，用特色小吃、传统服饰、民间非遗、地方戏曲、传统建筑风貌等展现村民的乡土生活，依托民俗推动乡村旅游升级。
 
  但袁家村既无自然景观，也无历史遗产，甚至缺乏传统乡村风貌，前来调研的专家给他们泼了一桶冷水，“要想吸引西安等大城市的游客，还要再等十年！”
 
  十年怎么等得起？“南墙，先撞了再说。”郭占武决定先从农家乐做起，探索袁家村特色乡村旅游之路。
 
  但农家乐发起时，响应的村民并不多，他们不相信会有人大老远跑到袁家村来消费。为鼓励本村村民发展农家乐，袁家村给愿意投资办农家乐的村民报销一半的装修费，同时免费供应水泥。2007年至2008年，在康荘老街开作坊和招商可免租金，甚至有的作坊因为要从外村请人，还承诺了保底工资。秉持着“党员先干，群众看成果”“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袁家村的特色乡村旅游之路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三个阶段

  万事开头难。彼时，全国各地都在争抢“农家乐”这块蛋糕，袁家村如何打破千篇一律的模式，脱颖而出？

 
  郭占武提出，以村为单位，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乡村旅游。“最初规划的时候，既没有专业的设计图，更没有如今八街多巷的构想，但理念清晰——以整村为单位，重建并营销一种有旅游价值的乡村生活。”袁家村乡村振兴课题组负责人宰建伟说，与其他地方乡村旅游产业形态和治理方式相比，袁家村最大的特点是农民作主和整村推进。
 
  在郭占武的规划中，这条袁家村特色乡村旅游之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解决人怎么来。要以新的形式为传统赋能！2007年，袁家村以展示关中传统民俗文化的“农家乐”模式启动了农业休闲旅游。村里提出，以集体经济支持、反哺村民的方式予以推进，如果经营失败，由村里补贴。郭占武联合村委，通过示范带动，让村民在自己家经营农家乐，“我们不征地、不搬迁，保留村民原始的生活状态，让游客与村民共处，形成‘活态乡村’的场景。 同时号召村民自主经营，由于无房租成本，产品定价亲民，形成了‘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同时，通过恢复关中民俗，重建乡村生活，袁家村建设起“康荘老街”，集中展示关中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惠文霞是袁家村最早一批参与乡村旅游建设的村民之一，她在2007年办起了一家以本地菜为主的农家乐。
 
  惠文霞以前在村里的水泥厂上班，袁家村开始搞乡村旅游的时候，她看到了机遇，并被选为示范带头户，当年就办起了农家乐。这家农家乐以土菜为主，简单、健康，吸引了不少游客。
 
  为了丰富业态，袁家村还对外吸纳人才。比如河南“外来户”张印民，最初拖家带口到袁家村的时候身无分文，袁家村为他提供了创业条件，张印民凭借自己的按摩采耳手艺为茶馆游客提供服务。随着游客量的增多，他又组织起一支数十人的采耳按摩服务队，生意越做越好，如今年收入已达40万元以上。
 
  第二阶段要解决怎么留住人的问题。2010年，随着游客数量的快速增加，袁家村开始做乡村度假项目，打造民宿和精品客栈，发展酒吧街、艺术街、时尚街、主题街，给度假项目做配套，让原先的一日游变成两日游甚至多日游。
 
  “乡村度假项目发展非常迅速，两年间便从两户扩大到全村，但弊病也愈发明显：节假日生意红火，但工作日生意难以保障，且出现了恶意竞争。”为了破解这一痛点，袁家村“关中小吃一条街”应运而生，商家以比赛方式获取小吃的销售资格，以“百店百品”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展示关中的民俗小吃，厚德麻花的老板刘施安就是通过比赛拿到了麻花商铺的经营权。
 
  袁家村的名气越来越大，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为保证食品安全，实现食材源头可控，袁家村把目光又放在了食材加工上：所有经营户必须使用袁家村合作社生产的面粉、油、醋等农副产品。由村委会监督，既保证了合作社的销量，又使广大游客可以品尝到原生态、无添加的食物。
 
  从2007年零星的几家农家乐，到如今赫赫有名的关中印象体验地，袁家村的业态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袁家村经营户对食材的把关始终非常严格。
 
  “不论是辣椒面、菜籽油等调料品，还是现做的臊子面、卤肉等特色饮食，原材料都要由村集体集中采购，统一供应，实行闭环管理。”袁家村村委会副主任王琪说，“真材实料，地道的手艺，加上经营户的加工和销售过程完全透明，游客可放心消费。”
 
  第三阶段要解决全面提升的问题。2015年，袁家村开始从量变向质变转换，以“控制体量，提升质量”
 
  为主要思路，从度假游到主题游再到深度游，通过提升业态增加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感。比如，游客可以体验村里的民俗、非遗、文创、餐饮和农耕文化等。
 
  提升发展速度和服务质量的同时，管理层和商户的专业素养也必须提升。“我们每年都会组织人外出学习，2019年以前，我们组织了300人，分六批到国外学习。”主要学习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外旅游从业者细致入微的服务，一个是国外旅游从业者在产品上精益求精的精神，回来之后，我发现经营者的素质有大幅提升，我们觉得这比挣钱更有意义！
 

  袁家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起初，3万元都没人敢投，害怕会很快倒闭；现在，300万元、500万元都敢投。有了合作社稳定的分红，我们的多元化经营才敢迈开步子。”38岁的袁旭投资300万元把民宿彻底翻新了一遍，营业近一年，累计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民宿收益加上村里的分红，一年下来，我家人均收入超过15万元。”

袁家村建立党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 管理公司+ 协会”三层治理机制，通过“四议两公开”实现村务与产业融合 石海娥｜摄

 

  创新股权模式

  袁旭所说的合作社分红是袁家村“三股”创新中的一环。

 
  “三股”结构即基本股、交叉股和调节股，这种模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次探索和实践。
 
  基本股就是将集体与村民的利益绑定。袁家村的股份制改革首先从集体资产入手，村集体将所有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集体保留38%的股份，其余62%的股份量化到户，每户平均为20万元，每股年分红可达4万元。
 
  基本股让村民直接参与集体经济的发展，还通过分红机制保障了村民的基本收益。对于那些缺乏资金的农户，袁家村还允许他们以土地每亩折价4万元入股。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到村庄的发展中来。
 
  交叉股即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
 
  旅游公司、合作社、商铺、农家乐等经营主体之间互相持有股份，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例如，一家经营酸奶的作坊可能持有其他几家小吃店的股份，而小吃店的经营者也可能持有酸奶作坊的股份。这种交叉持股的模式不仅增强了各经营主体之间的合作，还通过利益共享机制避免了恶性竞争。村民通过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降低了经营风险，提高了整体收益。
 
  调节股通过收入分配的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袁家村规定，全民参与、入股自愿，钱少先入、钱多少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这种机制不仅鼓励了更多村民参与，还通过限制大户的股份比例，避免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例如，对于一些收益较低的经营户，村集体会通过调节股机制给予补贴，保障其基本收益。这不仅体现了袁家村“先富带后富”的发展理念，还通过再分配机制，实现了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
 
  “概括来说，基本股中，集体占股38%，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与收益；交叉股采取商户互持的形式，有效防止了商户间的恶性竞争，推动其合作共赢；调节股则将利润的5%注入公益基金，发挥削峰填谷的作用，平衡各方利益。”
 
  全村“拧成一股绳”，才能“做香一锅饭”。像酸奶坊、咖啡店、酒吧、民宿等商铺，都有村集体的力量在背后支撑，如今已经形成了“人人参股、户户分红”的发展格局。
 
  “比如，现在做酸奶的农户原来是养牛的，我就给他设计了酸奶项目，帮助他做酸奶。项目从2007年开始，到2010年，他的收入已经比较可观了，就把酸奶作坊改成公司，改的时候，他自己留一些股份，大部分股份分给群众。”郭占武说，当时村里并不是“齐步走”，好多村民不知道股份公司是什么，都不敢投，要开会做思想工作，最终才有一部分村民象征性地投资了一两万元。但年底分红的时候，他们拿到了90%的利润。
 
  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年，酸奶公司的股份就不够分了，经过村委会开会讨论，扩了一点股，大家就开始抢着要了。“经过几年的运营，目前该酸奶公司每年的纯利润在1000万元左右。”现在，袁家村大大小小的股份制公司有几十家，有醋坊、油坊，豆腐坊、辣子坊、醪糟坊、粉条坊、面坊等，都是股份制经营。
 
  “村委会+管理公司+协会”
 
  袁家村的运营和管理成本非常低，这是由其运营模式决定的——由村委会牵头，村委会下有管理公司，公司下有协会，通过协会自治管理商户。“涉及大宗原材料采购的，由商户、协会和第三方共同参与，集体议价，既避免了‘内卷’，又保护了消费者利益。”民宿协会会长张雷介绍说。
 
  在袁家村，农家乐有农家乐协会，小吃街有小吃街协会，酒吧街有酒吧街协会，这些协会的成员都是商户自己推选出来的，义务为商户服务，“其实就是村民经营户自己管理自己，村干部也都是义务为商户服务，有效规避了经营的‘灰色地带’”。袁家村村民小组组长周红亮说，村干部自己家里也经营农家乐，也可以投资其他业态，干部和村民成为利益共同体，不但管理成本极低，而且能做到“劲往一处使”。
 
  日常管理中，袁家村建立党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管理公司+协会”三层治理机制，通过“四议两公开”实现村务与产业融合。“我们管理层只有七八个人拿工资，其他同规模的景区至少要养几百人。”王琪说，通过民主集中治理机制和股权利益捆绑机制，既降低了景区运营管理成本，也减少了利益冲突。
 
  袁家村的核心关键词是农民，这条路想要走得长远，就得让农民干自己擅长的事。“袁家村乡村旅游的特色就是民俗旅游，我们把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旅游资源，参与的主体全是老百姓。我们要打造一种乡村的休闲生活方式，刚好这种休闲的方式也是城里人需要的。”袁家村村委会主任王创战说，袁家村开创了“农民自主、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路径，在产业方面，袁家村的做法可以总结为“一个品牌，两个产业”：一个品牌是指“袁家村”品牌，这个品牌的内涵是“袁汁袁味的精神原乡”，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内涵的“农”字号品牌将袁家村的产业与“三农”问题紧密相连。
 
  两个产业，一是指以传统民俗和创意文化为核心的个性化、高端化和系列化关中文化产品产业；二是指以特色农副产品和健康餐饮为核心的农副产品种养殖、加工包装和销售产业。
 

  “袁家村的成功经验是：能人带头、全体参与、全民共享。”王创战说，以郭占武为核心的村领导，以合理的制度设计有效激活了村集体的领导能力，动员了全体村民，盘活了乡村资源，抓住了乡村旅游的风口。

袁家村农副产品大赛

 

  年轻力量持续回流

  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年轻力量。为了适应发展的需求，郭占武挨个给在外工作的本村青年打电话，邀请他们回来助力家乡发展。

 
  王创战就是第一批返乡创业的青年，他在2009年回村发展，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办起了“王家土鸡”农家乐，生意红火，年收入达到五六十万元，之后又升级成精品客栈。
 
  袁家村不会埋没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在郭占武的鼓励下，王创战进入村委会锻炼，由于有想法、有干劲，2018年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刚到村委会时，只有一两个年轻人，现在村两委班子13人中，‘80后’‘90后’占到80%.”据媒体报道，村民郭洪博辞去在西安国企的工作，参与到袁家村“进城”战略的筹备和实施中。他不仅是袁家村第一家城市体验店的店长，还开拓了小吃板块的外卖业务。
 
  “为村上作出贡献的年轻人，村集体会在入股时会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对于袁家村女婿张雷来说，吸引他的则是公平、友好的投资创业环境：“所有创业者都被尊重，所有来工作的人都被当作自己人。”2017年，他与妻子返乡投资精品民宿。基于袁家村这个平台，他与几位合伙人深耕乡村文旅，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袁家村积极打造创业平台，营造开放、自由的创业氛围，目前已吸引1000多名创客，越来越多“新老袁家村人”带着自己的项目前来创业。
 
  怀揣“绝技”的“新老袁家村人”的加入，为袁家村注入了人才力量，新思维、新技术、新理念为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何林原来在乳品龙头企业上班，2013年来到袁家村担任酸奶合作社社长。何林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袁家村巨大客流和发展理念的吸引，我从大厂青年转变为乡村小贩。这里像世外桃源一样，村里正在做的事和我想做的事不谋而合。”
 
  何林为袁家村带来了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技术，让酸奶成为袁家村的人气商品。经过十余年的坚持和创新，袁家村酸奶从最初的日均销售2000多瓶到现在日销4万多瓶，日均销售额达20多万元。“我在这儿已经待了12年，走在街上，热情的村民、熟络的气氛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我能带着大伙儿一起挣钱。”何林说。
 
  年轻力量的持续回流，让袁家村进城、出省有了足够的底气。
 
  时光回溯到2017年，这一年，袁家村策划运营团队入驻山西忻州古城。两年后，项目正式营业，当年游客接待量突破7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3亿元，商户数量增至550户，带动5000余人就业。2024年，忻州古城累计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37%，节假日人流量在山西全省景区中位居前列。
 
  进城就是将袁家村美食搬进城市，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实现品牌的输出。目前，23家袁家村体验店已在陕西西安、咸阳、宝鸡等城市落地开花。
 
  “进城品牌店全部由村相关股份合作社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袁家村占股不低于50%.”宰建伟表示，袁家村以农民合作为特征的集体经济充满活力。在这里，集体经济不是抽象的，更不是实际控制人或受托人可以任意支配的，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装在村民腰包里的集体经济。
 
  出省就是输出袁家村的管理模式。目前，山西忻州、河南新乡同盟古镇、青海河湟、江苏宿迁、海南博鳌、山东青岛等8个省份均已落地了各自的袁家村项目。忻州古城自营业到现在，经营火爆，客流量稳步增长，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1400万人次。青岛劈柴院、太兴里微醺街区以及平度的印象胶东、即墨的鳌山湾海洋文旅都引入了袁家村模式，打造出了特色品牌。
 
  袁家村模式是否可以复制？王创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袁家村模式一定可以复制，但是要看是谁复制，出于什么目的复制。袁家村有很多模仿者，失败的也很多。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将其作为一个项目，是个人投资、个人受益。袁家村模式的本质是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打造袁家村人共同的产业、共同的事业。”
 
  国土与文旅规划领域学者木呷古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其他地区在借鉴袁家村模式时应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因地制宜、文化融入。
 
  需深入挖掘本地文化与资源，打造有地方特色的融合发展路径。二是村民共建共享。袁家村模式的核心是让村民成为参与者、受益者，通过股份合作等机制实现共同富裕。三是产业融合、链条延伸。以文旅为牵引，带动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和品牌化，构建多元产业生态。四是政府引导与政策保障。袁家村的成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借鉴时需在政策、资金、基础设施等方面形成合力。五是坚持可持续打造品牌。应注重生态与文化的保护，避免同质化竞争，推动品牌长远发展。
 
  “ 只有把‘ 复制’ 变为‘ 重塑’，才能让袁家村经验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木呷古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