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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重点高校硕士生王冉，春节前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与西安某软件公司签订了合同。三年前，王冉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当时，他没想过留在西安，而是选择了到北京读研。
让王冉放弃北京工作机会转而选择西安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北京落户难，房子贵，生活压力大；西安借“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为毕业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与发展平台；西安市政府对于引起人才非常重视，出台了各种优惠的落户新政。
每年年初是新一届高校毕业生步入职场的关键时期。据悉，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800多万人，毕业后选择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显得尤为重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拥有传统优势的京沪虽然依然最受毕业生追捧，但前些年人才“唯北上广深不能去”
的观念已慢慢淡化，很多应届毕业生将目光聚焦在更具发展潜力的“新一线城市”，如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等。
“人才争夺战”打响
从武汉2017年初提出“百万人才留汉计划”到成都发布“人才新政12条”，从郑州向全球发出“史上最强”“招贤令”到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并实施“海底捞式”落户服务，“抢人大战”愈演愈烈。
不到两年间，“人才争夺”在中国已呈燎原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近60个城市出台了相关人才引进政策——落户、安家补助、现金补贴、资助创业、购房政策宽松、租房补贴等。而出台这些政策的城市以“新一线城市”为主，一些二、三线城市也陆续加入战局，这些二、三线城市绝大多数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区域。
这次由“新一线城市”主导的“人才争夺战”，将以往“高尖端”的小范围人才争夺扩展至普通大学生。在本科学历已不罕见的今天，很多年轻人纷纷加入这次迁移中。但由于有“本科学历和45岁以下”这两个门槛限制，又让这次人才的流动与过去外出务工潮不同。目前来看，这轮人才争夺，更像一场介于“人才”与“人口”之间的争夺。
这场“人才争夺战”可以划分出两个战场：第一战场是纯粹的“人才争夺战”，以北京、上海为主，其人才引进政策有较高的学历、薪资条件以及精确的行业领域划分；第二战场则是“人才、人口争夺战”，参战的主力是西安、武汉、南京等“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其人才引进门槛大大低于北京、上海，甚至许多地区对大学生实行“零门槛”落户。
为何“新一线城市”会成为领导这轮“人才争夺战”的主力军？原因是，这些城市人口增速的下行压力真的来了。以西安为例，2016年2月5日，西安市对《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作了修改。根据修改后的目标，2020年西安市域人口规模要达到1070.7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870.57万人。但在2015年末，西安市的常住人口仅为870.56万人，距离目标还有200万的差距。这也就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西安市要以平均每年40万人的增速增长，才有可能达标。而现实情况是，从2011年到2015年，西安市在过去5年中人口一共才增长了不到20万人，平均每年不到4万人。每年4万的增长，显然无法匹配40万的壮志雄心。
数据显示，2016年末，西安常住人口达到883.21万，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13万。至2017年末，西安市常住人口已达953.44万，人口增长70多万。但这70多万中包括2017年由西安托管的西咸新区咸阳片区的60多万人口，故西安2017年人口增长应在10万人左右。显然，即便年均增长10多万人，距离千万人口的目标依旧任重道远。
而在“人才、人口争夺攻坚战”的号召下，2018年前3个月共有23.1万人落户西安，接近2017年全年落户西安的总和。只有照这个增速，加上西咸新区咸阳片区的60多万人口，西安作为最新获批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其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才有扎实的基础。
无独有偶。作为高校林立、大学生辈出的城市，武汉也一直苦于留不住人才。《武汉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2016年武汉市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78‰和-0.29‰。人口净迁移率为负，这意味着武汉地区的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也就说明武汉人口吸引力较弱。
穷则变，变则通。武汉在2017年推出“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百万校友资智回汉”计划后，净迁移率人口达到了19.78%‰。
2019年，武汉大学毕业生柳柳已拿到了武汉某国企的录用通知，虽然还没有确定工作岗位，但她和家人都比较满意这份工作。柳柳笑着表示，“对我来说，薪资待遇是第一要素，既然在武汉能找到薪资待遇的工作，我也没必要舍近求远。”
为了“达标”而展开“人才争夺战”显然仅是表面现象。新时期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理念转变、户籍管理放松、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换、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老龄化社会到来、城市转型升级等原因才是导致本轮“人才争夺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1月3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报告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42亿的峰值，并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另外，如果退休年龄依然不能快速调整，按60岁算退休年龄的话，预计2022年开始每年劳动力人口会减少1000万，而且会持续十几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认为，“人才争夺战”与我国人口的变化关系密切。他指出，中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滑后，人口红利就开始了下降，2018年可能正是经济活动人口开始下降的拐点。而这轮“人才争夺战”说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已经开始向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甚至是一线城市传导。
林宝还表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减速与“人口红利”的衰减密切相关。当“人口红利”衰减时，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会显著上升，从而影响经济竞争力；养老、医疗负担加大也会影响积累和投资等，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新一线城市崛起
很明显的变化是，北京、上海两地人口近年来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
反观“新一线城市”，其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
各主要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郑州、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已经加入常住人口“千万俱乐部”，杭州、青岛的常住人口在2019年也有望达到千万。
“近年来，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推动‘大城市病’治理，收紧落户政策，与此同时，高铁、互联网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缩小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为新一线城市迎来了‘换道超车’的机会。”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说。
在一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下，位列金字塔次一级的城市看到了机会。以西安、武汉、成都、郑州为代表的中西部二线城市，率先意识到“人才”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并率先通过政策扶持开启人才抢夺，并超越其他二线城市，成功跻身“新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的概念最早由“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
在2013年提出，他们依据品牌商业数据、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及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从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大维度，对中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了分级，每一年榜单上“新一线城市”的席位和座次都在改变。
这些城市对人才的争夺和选择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些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有经济增长的压力，还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所以政府迫切需要引进人才。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产业结构调整倒逼城市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人才的聚集反过来也可以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引进人才会带来新技术、新产业，甚至会较快发生作用。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则需要分短期和长期来看，从短期看，由于大量人才引进，需要兑现对人才的承诺和改善公共服务，因此会加大财政支出；但从长期看，由于人才会带来就业、消费和税收，扩大经济总量，最终会改善财政收入。”林宝说道。
好处显而易见。但想在这场竞争中拔得头筹还得手握筹码。
58英才招聘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毕业生求职看重的因素中，排名靠前的三个是经济发展快、产业基础好和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而“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在这几方面进步明显。
“与京沪相比，杭州、武汉、西安的生活成本很低，竞争压力也小很多。”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四学生小陈将简历投向了这些“新一线城市”。
“现在，毕业生选择就业岗位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如年终奖、股权奖励、转岗、晋升空间等，而‘新一线城市’的政策空间为求职者诉求的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资深HR表示，从近几年的校招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灵活就业，跨专业、跨行业、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不在少数。
曾经火热的“逃回北上广”还是“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在这轮的“人才争夺战”中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从目前来看，离京的趋势正在扩大。以清华、北大近几年的毕业生留京率为例，根据两校的就业质量报告，2013至2017年，清华已签约（指签约三方或就业合同）本科生的留京率从30.7%下降至21.1%；硕士从56.1%降至45.8%，下跌趋势明显。同一时间段，北大已签约本科生的留京率从71.79%降至32.82%，降低近40个百分点。同时，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指出，2018届毕业生就业首选“新一线”城市比例（37%），超越传统一线城市（31%）。与此同时，麦可思发布的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价显示，2017届本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工作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6%、74%、71%和70%.而同届本科生在杭州工作的就业满意度为75%，仅次于北京。
除了应届毕业生，很多在北上广深工作数年的人也纷纷涌向新一线城市。根据BOSS直聘发布的《2018旺季人才趋势报告》，离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选择最多的是杭州（13.70%）、武汉（5.98%）、成都（5.58%）、郑州（5.15%）。
2017年末，来京10年的硕士毕业生永敏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卖掉北京60平方米的小房子，在杭州工作并定居。让她产生离开念头的是孩子到了学龄年龄，没有户口很难得到好的教育资源。如今，她在杭州从事文化创意行业，并通过人才引进策略成功落户杭州。一年过去了，永敏很满意杭州的生活。“在事业上，杭州的产业发展适合我的专业背景，比较得心应手。在生活上，落户后，孩子的上学问题也解决了，住宿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周末还可以带着孩子到西湖乃至周边的江南小镇游山玩水。”永敏笑着说，“现在的生活质量直线上升，卖房子的钱在杭州买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房子后，还剩下一笔现金。”
同样，2018年9月，在上海拼搏的王慧辞职前往郑州，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任职。
“郑州地理位置优越，有高铁优势，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给郑州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比起人才竞争激烈的上海，在这里我能找到更好的发展空间。”王慧说。
而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好几年的张女生说，她已经计划辞职，到“生活成本更低、发展潜力巨大”的武汉工作。她看中的是武汉的高教资源优势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方向。
“落户”备受关注
在这轮“人才争夺战”中，“落户”被频繁提及，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五花八门、不同力度的落户政策。在西安市的官方报道中说，要“以户籍新政撬动社会发展，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城市发展活力”；长沙实行高校毕业生“零门槛”落户，推行“先落户后就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高校毕业生凭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即可办理落户手续。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前些年，大学生毕业后都想到北上广深试一试；现在，很多应届大学生将是否能落户和房价作为选择工作地点的重要考量因素。“以应届生的身份把户口落下来的话，将来会省事很多。”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小刘说。
聪聪本科学的是药学专业，由于大部分药企都在一线或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市，受专业限制，在选择工作时，她将北京作为首选。但在谈及未来是否会将北京作为长久发展的城市时，她坦言，因为户口关系到社会保障福利以及子女上学教育问题，如果房子、户口无法解决，可能在北京待一段时间，就会去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城市。
“在北京落户机会为零，而落户成都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是帮我实现阶层流动的最后机会。如果这两年我不解决户籍问题，过两年户口就要被学校打回老家”。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李刚毕业一年，虽月入过万，但北京定居对他来说仍是遥不可及，同时，他也不愿意回到老家。尽管他的老家江苏徐州也出台了吸引人才的政策，研究生毕业可以连续3年每月领取600元的住房补贴。但这些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成都有适合我的产业，环境让我觉得很自由自在。”
就职于西安某人力资源中介的王先生表示，“与应届大学生相比，户籍政策对于社会招聘人群的吸引力更强。对于工作一段时间的职场人士，房子和子女教育是影响职业选择的比较重要甚至是首要因素。”
“我算是在这轮户籍迁徙潮里第一批把户口迁到西安的吧，那时候还来回跑了两趟。”聊起2017年底着手落户西安的经历时，90后陕西姑娘欣茹记忆犹新。
2015年大学毕业后，欣茹成为北漂大军中的一员——从事广告工作，租住在离公司约50分钟通勤路程的合租房里，一度幻想着以后留下来。
两年的时间，欣茹一直过着没有时间抬头望天空的生活。2017年，西安的房价开始出现上涨的趋势，随后传来人才落户的优惠政策。“我家在陕西宝鸡，离西安很近。这两年西安发展很快，父母劝我先将户口落在西安，买个房子再说。”欣茹在父母的劝说下，动了落户西安的心思，而让她痛下决心决定落户西安的导火索则是，2017年11月，合租的室友被自如清退。
“西安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房价必然会上涨。”在快速办理落户手续后。2018年春节后，欣茹与母亲立刻前往西安看房子，并在3月初以每平方米1万元出头的价格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我们买完后，西安新房就开始摇号，房价也直线上涨。”欣茹感慨自己赶在大部队前做了个明智决定，“干什么工作也不可能挣钱如此快。”
直辖市天津的户籍显然更受欢迎。
2018年5月16日，天津出台了了人才引进政策——“海河英才”行动计划，放宽对学历型人才、资格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创业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落户条件。根据这一政策，在津无工作、无房、无社保，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全日制高校毕业本科生可“零门槛”直接落户。门槛超低的落户新政，让“海河英才”计划颁布后的24小时内，就有30万人下载并登陆“天津公安”APP办理落户申请。
面对蜂拥而至的“落户大军”，天津市政府先后4次给新政“打补丁”，限制投机炒房等人群借机落户。
“落户大军”选择天津户口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天津坐拥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高考录取率极高。根据近几年全国31省市985高校、211高校和本科一批录取率统计，京津沪稳居前三，而在高考人数上，天津在全国排倒数第四；二是，天津距离北京近，京津城际让出行变得非常方便。
这让很多在北京打拼却没有北京户籍的年轻人都愿意选择教育资源好、房价便宜的天津。
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老张，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看似生活无忧，但因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在得知消息后，老张第一时间火速赶往天津，成功抓住机会，办完了迁入手续，成为了“新天津人”。
很多在北京工作、没有京籍户口的人都和老张有相同的想法。杨红显然没有老张幸运，她被挡在门外。
“运气太差了，就晚了一天，错过了获得天津户口的机会。”大半年过去，杨红还对此念念不忘，四处向中介打听是否还有落户机会。显然，宽松的落户政策，成功了撬动了人才的流动。
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看来，各城市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学习中共十九大报告精神、响应中央政策要求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部分城市放宽户籍管理，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动机。“吸引产业投资，人力资源储备是关键。一些城市放宽落户条件实际上看准了人力资源储备对增加投资的吸入效应。
同时，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土地财政遇到了房地产库存的瓶颈，一些城市试图通过降低落户门槛来增加购房人群，应该也是潜在因素之一。“李铁说。
靠“落户”能留住人吗
落户后的工作、生活怎么样？
能挣多少钱，要花多少钱？是很多落户“新一线”城市年轻人最关注的问题。
2018年春节后，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厦门大学毕业生晓楠与男友结束了5年的异地恋，通过学历正式落户西安。由于西安的文化传媒市场并不发达，晓楠去了一家中小型儿童出版社负责市场运营，收入与北京基本持平。“回来一年了，我还不太适应这边的工作环境，北京资源更加丰富，同事业务方面也更专业、效率更高。”晓楠说。
这是许多从北上广深流向“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人要面临的问题，尽管这些城市的产业升级步伐在加快，但和北上广深还是有差距，职场上的工作节奏和专业程度也不相同，这也导致了在这轮人才流动潮中一些“只迁户口不迁人”的现象。
比如天津，依靠突出的教育优势和地理优势，在很短时间里吸引了大量人才落户，但有一部分人，仅仅是把户口放在天津。上文提到的老张，落户天津后，并未真正到天津工作，而继续留在了北京。“我是做软件开发的，天津的IT产业与北京差距较大，去了找不到合适的岗位，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限制。”老张表示，落户天津，仅仅是为了孩子未来能够在天津参加高考。为了限制这种情况，天津迅速进行了政策调整，从“零门槛”网络申请，到要求先调入档案才可办理准迁证，再到调整为外省市有工作单位的人员不能申报落户，最后严格实行先落档后落户的规定。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天津。在北京工作6年的重点大学研究生明亮，2017年落户成都，成为一名“新成都人”。由于北京的工作单位无法解决户口问题，明亮大学毕业后把户口迁回了原籍四川绵阳。强烈的购房需求是促使明亮将户口迁到成都首要因素——在一次工作中，明亮接触到一位地产公司高管，对方跟他分析，下一个房价最可能上涨的城市就是她四川省会成都，“因为这个城市目前的房价和它自身的定位严重不匹配”。但即使有了成都户口，购房资质依然洛阳纸贵。由于申购人数众多，2017年底起，成都所有新开楼盘需要摇号获取购房资质。明亮成为其中的幸运儿，顺利摇到号，并在天府新区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但与他一块将户口迁到成都的三位大学同学，都遗憾的没有买房资格。
落了户，买了房，明亮却并没有回到成都工作。“我从事电影发行工作，平时需要和制片人、媒体打交道，在成都几乎找不到具备一定规模的电影公司和能辐射全国的媒体。”
明亮说，“如果回去，我就必须转行，转行去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很多像明亮这样为了获得购房资格而落户的人。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后，使得房地产市场销售取得大幅增长，这种宽松的落户政策给购房者甚至炒房者带来了便利，也在短时间内能快速帮助各地区“房地产去库存”，从而提高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指标。比如在这轮“人才争夺战”中表现激进的城市，如西安、郑州、成都等城市，都迎来了一波房价上涨。
另一个让许多学者担心的情况是，本轮由政府主导的人才争夺战中，由于出现了政府竞争倾向、财政竞争倾向和粗放竞争倾向，导致人才供给侧结构性偏差加重。“人才竞争也可能导致全方位的‘孔雀东南飞’，造成中西部、中小城市的人才流失，加剧人才不平衡的局面。还有可能出现盲目攀比，为抢而抢，重‘抢’不重‘用’的情况，造成人才和各类资源的浪费。”林宝说。比如，一些城市在招揽人才市场仅仅以学历、年龄等进行划分，而不能根据城市的发展需求进行更精准的匹配，这成为很多人才“来了又走”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仅仅把人才定位于学历，而忽视了城市各方面的实际需求，往往会导致引进的人和岗位脱节，不会给城市带来活力。”李铁表示，随着越来越多高学历人口的进入，城市也会需要更多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口提供互补性服务，这是城市发展的规律。
人才争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才流动尤其是国内人才流动的局势，就会陷入人才争夺的误区，从而影响我国人才整体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大城市的人才竞争行为有所引导，让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中西部和基层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相关机制鼓励东部和大城市人才反向流动。”林宝表示。
李铁则认为，应该根据城市发展的各种行业需求来确定人才引进标准。制定城市政策，要考虑到城市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城市的服务质量。
同时要尊重市场规律，重点是进一步放宽条件，尊重市场的选择，尊重产业投资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