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企业”转向“政府+企业+居民”

  今年，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已经明确，且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依然很大，当财政支出在化债要求约束下，靠投资拉动GDP的难度加大，需要切换到消费拉动主导的模式。因此，长期以来通过“政府+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需要切换到“政府+企业+居民”的模式。
 
  从2024年1—2月份公布的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只有5.5%，其中商品零售总额仅为4.6%，而2019年为7.9%.尽管2024年春节国内旅游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相比2019年同期国内出游旅客的人均支出恢复率仅有91%，低于2023年中秋国庆的104%，以及2024年元旦假期的97%（以2019年同期为基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刚刚结束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则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可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的一大契机。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至少有四个方面可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第一，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及退税政策可以适时调整。不过，该政策可能使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减少3万亿元左右，使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
 
  第二，2023年我国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元，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高达43.6%.在总人口减少，大部分城市人口流出的大背景下，转移支付中可能有一部分向低收入群体定向转移。在大数据时代，做到精准、公平并不难。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问题应予以解决，至于让中央多承担事权还是给地方更多财权，可以以合理和效率作为依据。如改革得当，可以缓解地方较重的债务压力。
 
  第四，税制改革应加速推进，尤其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我国个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只有7%左右，说明我国迄今还未能向富人有效征税。
 
  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在实现公平的同时提高效率，让财政的乘数效应最大化。
 
  此外，财政支持居民，也是扩大需求的一个有效方法。如疫情期间，不少城市发行过数额不等的消费券，其乘数效应普遍都在2—3倍。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以增加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首先，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度极大，服务业创造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带来200万人的就业。其次，服务业分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后者包括金融业、信息软件服务和房地产等，都是对制造业的重要支持。第三，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提高服务业的整体薪酬水平，有利于做强制造业。我国在长期的投资拉动模式下，偏向于低成本扩张，如依赖比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这就使得制造业停留在中低端。即便目前具有很大优势的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其部分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也并未掌握。
 
  我国202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1.6%，就业占比不到50%.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应该大力度发展服务业，多渠道增加服务业的整体薪酬水平，形成就业增加与薪酬提高的良性循环，进而助力稳增长目标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面对社会预期偏弱的局面，应该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以进促稳，突破常规思维，不必左思右虑，信心比黄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