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年期综合征”看对待疾病的两种态度

  “你最近这么易怒，是不是到更年期了？”

 
  近期，“更年期综合征”再度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热词”。
 
  过去，更年期主要用来描述女性到一定年龄后发生的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变化；如今，性别平等思潮深入人心，男性的“中年危机”也成了“更年期综合征”的刻画对象。
 
  在一些人看来，“更年期综合征”的频繁使用是对中年人的“污名化”——仿佛中年人注定在生理上欠缺活力和吸引力，在心理上暮气沉沉且烦躁易怒。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无论上述身心变化是好是坏，都代表了一种自然节律，因而“更年期综合征”不过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述。
 
  如果要更全面地看待上述争论，则有必要考虑人们在“病理化”某种现象时背后的两种态度。在第一种态度下，“病理化”遮掩了现象背后的真相。例如，17至18世纪，人们常常从生理学角度论证女性因欠缺理性思考能力而容易受情绪裹挟，并由此认为女性更适合从事家务劳动，而非参与公共场合的民主协商与决策。然而，后来许多社会学研究表明，女性之所以表现出“感性压倒理性”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不平衡的社会分工——她们被要求从事更多家务劳动，这些劳动要求更多情绪投入而非理性投入。
 
  这正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病理化”模糊了真正的问题，并推动了不平等的再生产。
 
  第二种态度是“关怀”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人们将某些现象视为“反常”，探究“反常”背后的原因，并将更多关怀倾注于“反常”
 
  个体。例如，人们在对待发育中的孩童或青春期的少年时就是如此。孩童往往欠缺理性思考和沟通能力，青春期的少年更是“叛逆”“不稳定”
 
  的代名词。但人们并非简单固化这一印象，而是深入研究造成其“反常”的原因——其中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因素——并基于这些因素更恰当地对待他们。因此，这种“病理化”非但无害，反而因其唤起了人们对“反常”群体的关注和关怀而有一定的必要性。
 
  以此观之，人们在面对“更年期综合征”时的立场更像是在这两种态度之间纠结。一方面，人们担忧“更年期综合征”在第一种意义上发挥作用，即隐藏了问题的真实成因，并带来不必要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在人们使用“更年期综合征”时的确屡见不鲜。面对情绪崩溃的中年人，如果人们的第一反应仅仅是给他（她）扣上一顶“更年期综合征”的帽子，而不去深入思考他们在个人、家庭与社会层面感受到的压力，那么上述担忧就并不多余。但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也相信“更年期综合征”一词能唤起更多对中年人的关注和共情。
 
  词汇的涵义是在人们的使用过程和使用态度中被确定下来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随着社会交往的深化与各群体之间相互了解的深入，中年人的处境将得到更多的关怀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