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至今，已经有四年时间，取得丰硕成功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在中国经济压力下行的当下，为何要在沿线国家投资？怎样实现盈利？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光彩》：“一带一路”为何得到很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王义桅：首先，“一带一路”提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加剧。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碎片化的地区化加剧了地区间的矛盾。当前世界经济最迫切的要求是走出困境，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一带一路”就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中国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
其次，“一带一路”将引领投资实体经济的方向。热钱流动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全球化的顽疾。热钱流动造成了少数人获得大利益、多数人利益受损的现象。由于规模庞大，热钱流到哪里，哪里就是泡沫；从哪里流出，哪里经济就塌方。管住热钱，才可能解决全球化的各种问题。“一带一路”将引导全球资本向基础设施、实体经济流动，把热钱变成冷钱，把虚钱变成实钱，把盲目流动的投资变成有目标、有结果的投资，使流动的资金服务于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自贸区投资协定谈判，强调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已有的合作机制对接，推动全球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为全球贸易开创新局面。
《光彩》：沿线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王义桅：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是担心不抓住机遇被边缘化，二是有担心和疑虑。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是受到沿线国家普遍欢迎的。因为中国将技术市场化的能力较强，沿线国家又十分看重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经验，希望充分发挥中国的投资潜力，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能源、港口等国计民生工程，增强沿线国家的内生动力，构建更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光彩》：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为何要去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王义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外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认为中国是在用钱买影响力，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其实，“一带一路”并非对外援助，而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两大问题——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和全球化效应递减问题。
这也标志着中国从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从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的态势转变。
从投资效果看，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社会稳定、法律健全，但给我国企业设置的投资障碍也越来越多，企业发展空间有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多是落后、动荡的国家，但从长远来看，发展潜力很大。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可以分为三大类：战略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项目。商业性项目是企业的投资行为，主要考虑收益；战略性项目则要考虑经济、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比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对提升中国话语权有重要意义；政策性项目更关注示范意义，比如雅万高铁的修建和开通，会开辟沿线上亿人口的市场。
因此，不能只算经济账，评估其收益，要看长远、看全局。“一带一路”建设会拓展和深化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友谊，极大地提升中国制造、中国规划的能力和信誉，提升中国威望。
《光彩》：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误解与疑惑？
王义桅：国际上的误解主要表现在，把“一带一路”倡议说成是马歇尔计划。但二者无论是在时代背景、实施意图、参与国构成还是在具体内容、实施方式上都是不同的。马歇尔计划本意是美国通过援助欧洲经济恢复，使之成为抗衡苏联的主要力量和工具。而“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是塑造欧亚一体化，巩固大周边依托，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大市场，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21世纪区域合作新平台。
《光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大，如何实现民心相通？
王义桅：“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是前欧洲殖民地，他们的历史文化多靠宗主国建设和书写。这些国家虽然是中国的邻居，但其民众在心理上与西方更近，这意味着，我们是在与一个西化的世界打交道。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之道，不但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更要创造共同记忆、共同身份、共同未来。
共同记忆是指，“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要唤醒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塑造共同的回忆。
共同身份是指，建设“一带一路”是文明的共同复兴。通过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古代的丝路人到今天“一带一路”人，超越国家与民族的隔阂，塑造沿线国家的共同身份。
共同未来是指，沿线国家只有将各自的未来捆绑在一起，才能同心共建“一带一路”。
《光彩》：建设“一带一路”的资金从哪里来？
王义桅：有国外学者预测，未来40年，人类基础设施投入超过过去的4000年。发达国家要升级换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缺口巨大。仅靠中国投资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全球融资方式，创新融资模式来解决资金问题。首先可以借助银行的力量，比如与欧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合作；其次可以创立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比如丝路基金、亚投行、新发展银行等。
第三，可以选择PPP模式，即实行公私合营。在不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颇受青睐。
《光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选择合适自己的项目？
王义桅：首先，要从整体上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需要投资的项目。在沿线国家，特别是在东亚，能源、电力项目的投资需求最大，其次是公路、电信、港口、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项目。
其次，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类，了解这些国家分别需要“通”什么。通商、通资金、通路、通航……每个国家的需求不同，发展程度、阶段、国情也不同，需要“一国一策”，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经验照搬过去。以高铁为例，中国的高铁建设很快而成功，但是，在很多国家土地是私有的，政府很难规划；在一些联邦制国家，邦与邦之间都很难相通。当然一些国家和局部地区也可以照搬中国的模式，比如产业园区等。
第三，需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项目，对环境、地理、生态、风险等进行整体规划。比如，资金缺口、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都要成为考量的因素。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