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张艺谋作品的谩骂已成为一种习惯，但今天，我们不该再去谩骂《长城》——作为一部给外国人看的中国影片，它算是成功的。
自《英雄》以来，张艺谋的导演风格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小众文艺转向大众商业。
张艺谋不仅塑造了第五代导演的典型形象，并编制了一部新锐导演自我演化的剧本，随后而来的第六代、第七代导演，似乎都不过是对这种“从国外到国内的曲线救国套路”的不同演绎——首先得到国外电影界的认可，然后获得国内小众知识分子的吹捧，继而转变为文艺青年的文化装饰品，最后成为商业化大众的生活必需品。
从外向内的演化路径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的电影在演绎自己的故事时，想象的观者并不是被黄河、长江水滋润的黄种人，而是那些在时代广场上匆忙掠过的纽约客，抑或是徜徉在左岸咖啡的巴黎游荡者。那些洋人并不喜欢源于自己生活世界的各种场景，总以猎奇式的目光希望看到与之生活完全异质的画面：遥远的古代、神秘的东方、黄色的皮肤，怪异的风俗等等。从中获得的乐趣正如我们对于古老埃及的痴迷以及对非洲热带丛林中未开化部落的热衷。
张艺谋的成功始终依赖于这一猎奇的眼光。
当年高粱地里粗狂的野合、乔家大院里高高挂起的红灯笼以及《英雄》中唯美的中国山水等等，画风不同，却总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是西方人眼中的另类风景。因此，对于张艺谋而言，电影的主题可以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是他者眼光的审视。
从这一意义上说，《长城》是成功的。它与时俱进地将西方的大片概念与中国元素结合起来，这是他一贯坚持的后殖民化电影的又一部力作。严格说来，这是一部真人版的“魔兽世界”——善恶势力的永久对立被转换为人兽之间的一场较量。尽管其中“兽”被赋予了象征“贪婪”的“饕餮”之名，但这点小小的隐喻不足以敞开任何深层次的内涵。张艺谋终于不再隐晦自己的视角，直接将其呈现为一部为外国人观看而拍摄的电影，因此我们无需抱怨，为什么这部中国片里汉语对白如此之少。
长城的意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丰富的，它包含着家国的固守、抵御外敌的坚韧、勇气的铸就，它原本是一个拒斥侵略者的屏障，但在这部空洞的宏大叙事中却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道具，极为无力与无效。它挡不住外国人的入侵（两个外族人轻易地进入了中国军队的核心层），更挡不住贪婪饕餮的暗度陈仓。
这种在他者眼光中铸就的“长城”注定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它失去了自身扎根的土壤，是我们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它的存在如同当年中国名模吕燕的出道方式：她成为国际的，只是因为她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真的无需再去谩骂《长城》，对它唯一恰当的处理方式就是漠视。因为它与电影艺术无关，只是商业社会中令人炫目的一道盛景而已，它的存在就如同每个商场前摆放的旋转木马一般，不过是博孩子们一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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