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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间:2024-3-24 11:53:14   作者:李凌峰     
内容摘要:编制“一五”计划的起点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梳理清楚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步骤,也就是解决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
  2024年1月1日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71周年。从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实施、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标志着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今天, 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勇前行的时候, 回顾“一五”期间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创下的革命“基业”,令我们更加珍惜这来自不易的成就,更加豪情满怀地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

  历尽艰辛编制“一五”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实施并最终胜利实现,并非一帆风顺。从1951年春天启动首次试编到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历经四年,五易其稿,反复修订、调整、补充,最终才完整勾勒出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蓝图。之所以历尽艰辛,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从中央到地方都缺乏编制经济建设计划的经验,加上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非常有限,各方面资源尚未完全掌握。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只能采取边制定、边执行、边完善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


  编制“一五”计划的起点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梳理清楚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步骤,也就是解决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当时,社会上存在一种声音,认为我国刚刚打完仗,一穷二白,需要休养生息,不适合发展重工业,应将重点放在发展轻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上,并呼吁政府要“施仁政”。对此,毛泽东于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达了如下意思:仁政有小仁政和大仁政之别,前者是为了人民当前利益,后者是顾及长远利益。人民生活固然需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不可以因为照顾了小仁政而妨碍了大仁政。如今,回望昔日争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目标导向的战略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是实事求是的务实之举。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赶不上某些亚洲新兴国家,主要体现在,轻工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利用率偏低;缺乏能提供机器装备和现代技术设备的重工业;工业分布不合理,3/4以上的轻工业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内陆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工业。

  此外,朝鲜战场上中美军事力量的悬殊也体现了工业实力和武器装备落后对战局的影响,发展那些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实力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显得越来越紧迫。

  综合种种因素,党中央明确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比例,要求准确把握好“度”,避免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确保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和均衡——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是党中央经过集体调研后形成的智慧结晶。

  计划经济的起步


  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与压榨,旧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工农业生产落后,物资奇缺,物价猛涨,通货膨胀加剧,财政赤字也越来越大。


  面对满目疮痍、积贫积弱的经济状况,新中国必须有一个能彻底改变经济面貌、能通盘考虑的发展总方略。

  毛泽东在1954年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实现工业化,实现祖国的繁荣和富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

  1956年底,中共八大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确立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来。

  周恩来力挽狂澜救危局“一五”计划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示精神,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陈云、李富春的具体指导和苏联的帮助下编制成功的。

  开国伊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处于摸索时期,党内对“反保守”

  与“反冒进”有不少分歧和争论。比如,1953年计划刚开始执行,年度国家财政预算就反映出急于求成的倾向——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战线铺得过宽,导致当年全国城镇人口从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国家粮食供应极度紧张。此外,随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头脑发热、急躁冒进”,各条线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等现象层出不穷。对此,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的主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1953年夏天,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此后,全国经济工作沿着既定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超额完成,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35个已施工建设,有68个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迅速建立起来的新兴工业部门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当时成长起来的许多重点企业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速度远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时至今日仍值得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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