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1年7月成立至2022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过20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非常特别，因为它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二是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次大会确定的总路线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为何在国外举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为何要在一年多前在武汉召开了党的“五大”后，又匆忙筹备召开党的“六大”？因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发动了“清共”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被蒋介石、汪精卫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低潮。

 
  这时，中国共产党急需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来评估当时的国内形势，寻找今后革命道路的方向，确定革命的主要矛盾。然而，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对共产党采取的是“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政策，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实在找不到一片净土能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为了党的“六大”能顺利召开，中央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六大”。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正好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届时中共都将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于是，中共中央迅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提出，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马上同意了中共中央的申请。中共中央接到批复后，迅速启动大会的筹备工作。鉴于以上情况，中央还决定在满洲里国境线上建立秘密交通站，护送142名党代表秘密渡境去苏联参加会议。
 
  党的“六大”最后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毛泽东未出席却当选为中央委员

  据党史记载，毛泽东同志并未参加党的“六大”。周恩来同志对此曾作出解释：“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

 
  到底存在哪些困难呢？ 一是联系不上。毛泽东曾多次尝试与中央、湖南省委建立联系，除了1927年10月派出何长工与湖南省委取得联系，他还分别在1928年1月和3月两次写信给中央、省委，信件均石沉大海。湖南省委在1927年冬至次年春多次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曾派出杜修经联系毛泽东，但是在1928年5月之前都未见到毛泽东。临时中央也曾派人去找毛泽东，但都“终无一次”与之接上头，以致“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一直到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才收到毛泽东于5月2日寄出的书面报告。由于时间仓促，共产国际3月底来电通知，代表们4月就要动身启程，所以，要通知毛泽东参加中共“六大”，客观上是不可能了。
 
  二是主观上有障碍。其一，当时自共产国际到中共党内均存在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原因之一是党内知识分子即小资产阶级太多而工农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在确定“六大”代表时“更重视工人成分”，“没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据统计，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占代表总数52.4%.毛泽东不是工人出身，共产国际也未点名要求他出席。其二，毛泽东当时在党内还是“戴罪之身”。
 
  在中共“六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党内处境不佳，因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被指“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受到临时中央多次处分。然而，所有这些，并不能诋损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尤其是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员李维汉曾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李维汉用较大篇幅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评价“湘赣形势喜人，相当地好！”这是中共第一次向共产国际介绍和宣传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李维汉信中的观点正好与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对土地革命的见解不谋而合，看过这封信，激动不已的米夫立即将信转寄给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高层领导，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同样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和高度评价。
 
  就这样，毛泽东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迅速从“山沟沟”扩大到莫斯科，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共党内具有开拓意识、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因此，缺席“六大”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实至名归！
 

  周恩来夫妇在赴会途中两度脱险

  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那么“六大”代表怎样安全抵达莫斯科？当时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利用苏联商船或乘火车赴莫斯科。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1928年5月初，他们扮作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就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从此行目的到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都进行了详细的盘问，周恩来均镇定地做了回答。
 
  经过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与他聊天。当时，我们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出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脱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142位党代表最后能顺利抵达莫斯科参加“六大”，与中共满洲里地下交通站同志们的斗智斗勇也是分不开的。他们巧妙地与国民党警察、东北军、日本特务和叛徒斗智斗勇，机智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不怕困难和牺牲，精心组织，秘密护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机智地秘密护送142名“六大”代表出境，圆满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重大护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