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后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尤其5年来，砥砺前行，转型发展开启新历史篇章。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症结在于人口危机叠加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严重少子和老龄化叠加房地产泡沫、资源环境难以为继；全球变老、外需疲软长期化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些因素或将导致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影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因素

 

　　严重少子和老龄化是导致经济下行的根本因素。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目前，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6.6％ ，大大低于世界的26%的平均水平。而老龄化则在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0.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显现，2012年至2016年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900万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此外，人口危机也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削弱消费能力，影响内需，给社会养老造成空前压力，导致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

 

　　房地产泡沫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高峰都是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才出现。而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膨胀大大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

 

　　房地产泡沫抑制了消费和内需，造成实体经济空洞化，弱化了创新动力，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制约了生育，拉大了贫富差距，孕育了金融危机风险。在劳动力短缺造成用工成本刚性上涨和高房价推升企业商务成本的双重夹击下，近年来，实体经济步履维艰。

 

　　资源、环境问题约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导致能源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当前，中国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全球首位，占1/4以上，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也名列全球首位。

 

　　全球变老和外需疲软长期化拖累经济增长。当前，全球老龄化进一步加深，国际需求疲软将呈长期化，这将导致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持续，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之后的发展十分不利。

 

　　面临掉入“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好、回旋余地大，还有市场化、服务业化、城镇化、创新和人口五大潜力。经过努力，中国有望在2024年左右跨过人均国民总收入12000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

 

　　但值得警惕的是，2024年后，由于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供给急剧下降、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可能造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即掉入“后中等收入陷阱”。

 

　　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也是创新和消费的主体，2020年后，这部分群体将出现断崖式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只有2.21亿人，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 20—29岁的活跃育龄妇女，2025年将比2015年减少40%，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人口结构严重失调，中国将在由高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届时，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中国经济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

 

　　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中国经济就需要在2024年之后继续长期保持3.7%年平均增长速度。

 

　　但是，目前全球经济年增长速度是3%左右，发达国家经济年增长速度在1～2%左右。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年增长速度能较长时间维持2.6%以上。

 

　　因而，中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任务将十分艰巨。

 

　　加快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 要跨越“后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标本兼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

 

　　一是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牢固树立五大新发展理念，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有效释放创新、市场化、服务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力，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制造业走向中高端；加快实现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和服务强国转变；要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二是大刀阔斧推进市场化进程。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要切实加强产权保护，坚决破除垄断，进一步简政放权。

 

　　三是切实构建依靠创新谋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走创新立国之路，占领竞争制高点。

 

　　四是把“新五化”升级为“新六化”。即服务业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要加快破除服务业的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加大服务业对外和对内开放力度，扫清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投向服务业。

 

　　五是加快破除城乡分割二元结构。扩大需求的潜力在国内市场，重点在农村、农民。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城乡居民公民的身份平等、权益平等。

 

　　六是立即启动全面鼓励生育，鼓励生育应成为新基本国策。少子化、老龄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人口基本国情，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要大力打造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提升人口增长率，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安全。（作者为区域特色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