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宾饭馆：第一家个体餐馆

悦宾饭馆创始人之一郭培基

 

　　阿苏卫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悦宾饭馆创始人之一郭培基就住在这个村里。即使和他一同创办饭馆的老伴刘桂仙早已仙逝，即使时光已经过去了36年，对于成立悦宾饭馆之初的种种，以及一家人走过的风风雨雨，82岁的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0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两个社会现象非常突出：一个是买东西要凭票，包括粮票、油票、肉票，甚至白糖和布都需要用票购买，因为物资匮乏，人们往往吃不饱；另一个是待业人员多，尤其是1978年开始，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逐批返城，返城大潮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时任北京市长的林乎加和市委不得不想办法，允许人们自谋职业以缓解就业压力。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妻二人便是在这个时期开了悦宾饭馆，成了当时私营餐饮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咱们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一开始，国家允许私人从事的是修理业和手工业，街面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小饭店都是国营性质，私人开饭馆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郭培基选择餐饮业，是因为自己曾在部队和北京饭店等单位做过厨师，而刘桂仙则从20多岁时就给叶剑英的夫人做饭，夫妻二人都做得一手好菜。

 

　　“有一年，叶剑英夫人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夫人一起去英国访问，非常不适应那里的饭菜，回国后在吃刘桂仙做的饭菜时，一位夫人突然说，小刘要是在国外开一家饭馆，一定天天顾客盈门。其他夫人则说，不要说国外，在北京开一家就行。”听闻此言的刘桂仙并未将这事放在心上，但几位夫人却认真起来，隔几天就催促一下。这样一来，刘桂仙的心也活了。“老伴回来跟我商量，她说，我们有手艺，开饭馆兴许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在刘桂仙的坚持下，郭培基写了一个开饭馆的申请，开饭馆成了郭家的头等大事。

 

　　饭馆开业，一炮而红

 

　　“申请是写了，可谁来批？”当时，中国还没有私人开饭馆的先例，经过反复琢磨，郭培基夫妇拿着申请书找到了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给她盖了章。“章是盖了，可怎么琢磨也不是那么回事。”一辈子循规蹈矩的夫妻俩四处打听，最终找到了东城区工商局。“老伴去工商局一说要办饭馆的营业执照，工作人员都哈哈大笑，人家说‘我们这里既没政策和文件，也没有先例，这个事我们办不了，也不敢办。’”郭培基说，“从那天开始，我老伴就天天往工商局跑，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软磨硬泡，同样的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时间长了，人家都叫她‘怪人’。”

 

　　回忆当年开悦宾饭馆的艰难，郭培基不胜唏嘘。

 

　　在刘桂仙天天往工商局跑的那段时间里，郭培基夫妇背地里没少被人说三道四：“有人说我是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那段时间，在陌生人面前，郭培基从不敢承认自己就是郭培基，总说自己姓李。“但即使我不承认，我们要开饭馆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报道。”

 

　　一个多月后，东城区工商局终于同意她先开饭馆，等有了政策后再给她发执照。

 

　　“当时的条件特别简陋。因为房子太小又太窄，一共就4张桌子、一个煤球炉和十几个板凳，连个大点的炒勺都没有，就用家里原来做饭的家什。”按照郭培基的想法，要在1980年的10月1日开业，图个大吉大利，可此时却出了一个小插曲。

 

　　“9月30日，我去上班，老伴想着明天就要开业了，也不知道自己这手艺行不行，就想试试手艺，没想到，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整个胡同堵得自行车都进不去，看热闹的人实在太多了。饭菜也不够，我们只好向邻居借了面粉，做了点面条，勉强对付了过去。”悦宾饭馆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提前一天开张了。

 

　　“我们为第一天开业买了4只鸭子，共36元钱，中午一结算，36元变成了50元，到了晚上，居然变成了80元。”来吃饭的人太多了，开业之初就得发号就餐，而且还得提前48天预约。“郭培基介绍说，当时的悦宾饭馆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关注，”中国餐饮个体第一家“的牌子至今还挂在饭馆门口。

 

　　从弱到强，见证中国改革历程

 

　　饭馆开起来了，郭培基夫妻又开始为食材发愁。

 

　　上文提到，那个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物资极度匮乏，每家每样东西每月都有购买定量，郭培基夫妇的悦宾饭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6、7、8月供应芝麻酱，春节才供应瓜子花生，一家只能买5斤白薯，啤酒只能1人买1瓶……”为了买到做菜用的食材，刘桂仙几乎跑遍了北京周边，起五更远走河北三河、高碑店和天津三河县、宝坻县等地的集市，马路边、河边，凡是卖食材地方的她都不放过，鸡、鸭、鱼、肉、甲鱼、大虾，有什么买什么。

 

　　在这个当口，工商局的干部提着米袋子、端着锅盆为悦宾饭馆寻米、找豆腐，还为她做担保向银行贷款500元购置了雪花牌冰箱，又各方请示协调，为刘桂仙办理了营业执照。

 

　　当时，悦宾饭馆的客人主要有三类人：使馆人员及住在华侨大厦的客人；周边机关，如文化部、法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妇产医院的公职人员；东四西大街卖服装的个体户。“饭馆开业之初，光我们接待的各国记者就有百人之多。”郭培基说，“那时候，美国大使馆的美国人特地做了一张很大的‘名片’，上面印着从使馆区到东城区翠花胡同的地图，然后发给其他大使馆。”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悦宾饭馆的大名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92年秋天，郭培基夫妇在距离悦宾饭馆不远的胡同里买下了新的店面，其姊妹店悦仙饭馆开张了，一直持续到今天。

 

　　1993年5月，一直困扰郭培基夫妇的食材紧缺问题终于解决了，郭培基说：“粮票全面退场，距悦宾饭馆仅300米左右的黄城根农贸市场开市，我们再也不用去河北赶集了。”之后的两三年，悦宾饭馆开始快速发展，夫妻二人不仅用赚来的钱分别为几个孩子买了房，自己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小汤山附近一处宽敞、舒适的四合院里，一家人算是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从一开始背着“资本主义急先锋”的骂名到今天，悦宾在风雨中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36年后，中国的餐饮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锁餐饮集团比比皆是，悦宾饭馆却仍然坚持初心，坚持做出属于悦宾饭馆自己的味道和品质，“不能辱没悦宾这个中国首家个体餐馆的荣誉。”郭培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