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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时间:2021-5-16 14:35:29   作者:悦然     
内容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这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之情接受了中共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亲临西安督战,致使张、杨处于抗日不能,“剿共”不愿、苦谏无效的境地。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短短4个多月内,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但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红军。


西安事变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并在12月10日、11日两次向蒋介石进谏,却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遭张学良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被蒋拒绝,两人大吵。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5日,张学良约杨虎城见面,说起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不成反受羞辱一事,两人愤愤不平。张学良问计于杨虎城,杨虎城思考一会儿后表示:“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可以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干。”张学良听后并没有立即回应。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几次商谈未果,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其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并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张学良前往华清池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10日,蒋介石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

  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西安和谈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商定,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1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大局为重,致电国民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但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则被蒋介石囚禁。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

标签: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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