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消费都是稳增长的利器。但投资和消费的功能不同，投资最终可以形成资本，增加供给或扩大产能，消费则是用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尽管投资和消费都可以贡献GDP，但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比较投资和消费的乘数效应来决定如何分配财政支出。当前形势下，把促消费放在首位无可厚非。
从居民收入结构和增长率看，促消费一方面要提供良好的消费场景和适销对路的产品，另一方面要让居民收入增速加快。我国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不到40%，而大部分国家都在50%以上，故要提高我国居民部门的消费水平，让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超过GDP增速，还要提高社会保障，如养老、教育、医疗等，让居民敢消费。
促进居民消费的关键还在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徘徊在43%—44%，这一比例显然偏低。我曾做过测算，在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增加2500亿元的消费增量。这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就要加速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个税改革。
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角度看，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方式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中央文件一再强调“让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让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但由于地方每年都面临GDP目标考核，通过投资拉动GDP是有抓手的，靠消费拉动缺乏抓手且见效慢。
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优化考核指标，比如把消费占GDP的比重作为考核指标，或者把投资效益，如投资回报率、资产负债率等作为考核指标；另一种是减少转移支付规模，相应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这将有利于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实现全国一盘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投资于人”，这与促消费一脉相承。因为把更多资源投入到人的发展和保障上，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增值，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定会有长期回报。
此外，还要顺应老龄化加速与人口流向趋势，提高投资和消费的乘数效应。我国自2021年人口总规模达到最高点以后，连续三年总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为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从全球看，深度老龄化社会均是消费型社会，因此，提高投资效益和消费乘数，即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显得非常重要。
在人口流向方面，尽管有户籍制度等限制因素仍然存在，但人口流动的方向，即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从北方向南方流动以及从西部向东部流动，都呈现长期特征。为了有效配置资源，基础设施投资应顺应未来十年的人口流动特征和方向。例如，人口密集度不断提高的地区需要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率。
中国基础设施规模在全球已遥遥领先，如高铁总里程占全球60%以上，高速公路、地铁总里程占全球40%以上，而人口只占全球17.5%.因此投资乘数下降是必然的，故今后投资一定要考虑区域的人口变化情况，注重投资预期回报率，尤其要看能否带来持续收入和现金流。（作者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