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春到1921年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等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各种新思潮、新思想层出不穷，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地方自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路究竟在哪里？哪条路更有利于中国发展？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来了13位客人。他们是中国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是最早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他们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或许是他们当时能想到的最有利于中国国情的道路。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时间回到1921年6月29日18时，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两人此行非常低调神秘，就连好友谢觉哉都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毛泽东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上海，一年多前，他就去上海拜访过陈独秀。而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时，影响他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的关键人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从北京返回长沙的途中，又专程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会面。这一次的会面为毛泽东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与正在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陈独秀交谈多次，并建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也让他做出了最为关键的人生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办文化书院（社），8月又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开始筹备建立党组织，1920年9月，毛泽东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最初成立时只有6名小组成员，虽然人数少，很多相关内容也尚未明确。但该小组特别重视建党思想、建党原则等问题，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及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明确了应建立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坚持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实现共产主义。
长沙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人物，除毛泽东还有何叔衡。虽然何叔衡近40岁才和毛泽东成为同学，且比同学大了十几岁，但他追求新思想、探寻救国路的热情不输于年轻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何叔衡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的日常事务都是他负责。
中共“一大”召开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及影响力，小组创办了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1年6月初，毛泽东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
信中说，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他们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开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因为当年2月上了警方的黑名单，只能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遗憾缺席中共“一大”，与他一同缺席的还有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那时候，无论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想到，此次会议竟然会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陈独秀到上海后，住进环龙路渔阳里2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不久，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批知识分子被吸引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在北大图书馆创立了“亢慕义斋”，也就是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时只有三名成员，除了李大钊，还有北大教师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因李大钊分身乏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了“一大”。
转会南湖
1921年7月，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登上江轮，顺着长江一路向东来到上海。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括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一大”由李汉俊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会址原定在李汉俊家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二层小楼里。
楼上是他的卧室，楼下是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的客厅。上世纪20年代，望志路一带还不是繁华市区，附近有不少农田，环境比较僻静，正是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地方。会前，组织者们本来打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是苦于场地难寻，结果一连几天会议都在李汉俊家中进行。
“一大”的主要议程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进行讨论时，两位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士——李汉俊和刘仁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此外，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也引起了空前激烈的大辩论。该问题最后调和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不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部长、省长一类的大官。
7月30日傍晚，“一大”第6次会议召开，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周佛海因为生病没到会。晚上8点多，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人闯入望志路106号。他先是往房间里四处张望，然后声称自己找错门，匆匆离开。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断定，此人一定是警局的暗探。会议被迫中止，大家迅速撤离。代表们撤离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几个警探就突袭了李汉俊家。
代表们没敢回博文女校的住处，而是聚集到李达家商议到哪儿继续开会。
最后，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建议去嘉兴南湖租游船开会，大家一致同意。
8月3日清晨，“一大”代表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乘坐嘉兴的火车，前往南湖王会悟雇好的游船继续召开会议。
这便是“红船会议”，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在这艘游船上诞生了。会议当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