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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2021-10-17    作者:李凌峰    来源:    

  1949年10月1日15时,30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激昂奋进的旋律,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毛主席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声音传遍天涯海角,震撼神州大地。从此,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新国名和开国大典时间


  为了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共中央对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49年7月1日纪念党的第二十八个生日后,中央就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任副主任。


  经过讨论研究,拟定开国大典由三大议程组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众游行。

  在一系列筹备工作中,首当其冲的是新中国的国名。是年9月21日至3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原本提出的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质疑。他和几位老先生都觉得这名字太长,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新中国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人们的印象中,阅兵式一般定在上午,而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却在下午,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主要考虑到防空的问题。当时,成都、广州、重庆都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停留,尤其是集中在舟山群岛的美制B-24轰炸机。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能装载4吨炸弹。舟山群岛距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230公里,也就是说,轰炸机如果上午起飞至北京轰炸,三小时内还能返回舟山群岛;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可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就很难飞回去了。所以,开国大典选定在下午3点钟。

  为了开国大典顺利进行,北京四周早已布置好高射炮群,严阵以待。人民解放军受阅的第一飞行队在南苑机场完成了最后的预演,飞行员穿上了自己设计的茄克式飞行服,做好了随时升空作战的准备。

  天安门广场旗杆修建一波三折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举行第一届市民代表会议,会上作出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遵照这个决议,北平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了天安门广场整修任务,其中修建升国旗的旗杆是整修广场工程四项任务中的重点,当时提出要求:国旗自动升降,升旗时间要同国歌演奏时间协调,国歌奏完,旗升到顶,并自动停止。原来设想旗杆要与天安门城楼顶等高,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时间紧迫,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做些变更。


  技术人员到自来水公司选了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用钢管,套起来焊接到一起,也只能做到22.5米高,报经上级批准后,按这个修建。施工人员日夜加班,靠搭脚手架,把22.5米高的旗杆树起来,在底座上固定牢,同时安好了自动升降装置。在装上旗杆前,对这套装置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调试,基本做到了正常运行,时间上也符合要求。

  为了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他们又在修补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时,预埋了一根横穿马路的钢管,导线通过钢管横穿马路,沿金水桥,越过金水河,从城楼东南角引到城楼中央,在那里接上一个开关按钮。经过多次试验,确认自动装置运行正常了,施工人员才撤除了旗杆四周的脚手架。

  然而,9月30日,技术人员在作最后一次试验时,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旗子升到顶了,但马达还在转动,结果旗子被绞到杆顶的滑轮里撕破了,卡在里面退不下来。这时,脚手架已经拆除,无法修理了。

  情急之下,只能调来组建不久的消防队。可消防队架起的云梯比旗杆顶还低好几米,根本够不着。有人急中生智,提议找来两位善攀高、颇有些名气的搭彩棚高手。他们到现场后二话没说,冒着危险从云梯爬过去,再攀到杆顶,把旗子从滑轮里取了下来。

  技术人员连夜进行多次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终于有把握保证升降装置正常运行了。但他们还是怕有“万一”。经报请大典指挥部批准,又准备了另一套保障措施,即:开国大典进行时,让一个人守在旗杆下,万一再发生旗子升到顶自动装置不停的情况,便立即手动切断电源使升降装置停下来;另一个人守在天安门城楼安装开关电钮的三脚架边上,以便从技术上保障升旗顺利完成。

  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


  开国前夜,领袖们彻夜未眠。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天刚蒙蒙亮,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缓步走出办公室,一边散步一边抽着烟。开国大典前一天晚上,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典礼,但因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直到次日凌晨6点。期间,面对警卫人员的催促,毛泽东风趣地说:“好嘛,疲劳战反正是一个接一个。


  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周恩来作为开国大典总指挥,那段时间的操劳程度可想而知。时任苏联驻华最高长官的谢尔盖·齐赫文斯基院士,在10月1日清晨见到了周恩来。事后他回忆说:“周恩来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身边两个警卫搀扶着他。周恩来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请我不要打搅总理,他已经四天四夜没合眼了,一直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对于新生的共和国而言,需要综合考量的实在太多太多,但这一切又都是头一回,不能有一点差错。开国大典,是对新中国的第一次综合性考验,是向全世界的宣言。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早已殚精竭虑。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阅兵,这次阅兵也成为我国现代阅兵式的蓝本。受阅部队由步兵第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独立第207师第619团、空军1个飞行中队以及海军部队代表等1.64万余名官兵组成,共动用飞机17架、火炮119门、坦克和装甲车152辆、汽车222台、军马2344匹。其中4架飞机是携实弹飞行,开创了世界阅兵史上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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