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伴随着日常生活的回归，如何对待疫情记忆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对个体而言，疫情是一次“事件”，它打破了千篇一律的生活日程，将真实而强烈的情绪——感动与热爱、恐惧与忧虑注入生命。无论悲喜，这些体验都构成了个体人生故事中独特的篇章。
对社会而言，疫情记忆促使社会作出反思，从灾难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并暗含了一种对于美好未来的期许。
过去，默哀、禁娱等集体活动是重大社会事件的主要纪念形式，而当下，人们乐于书写自己的“疫情日记”，并通过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传播，将其汇入到档案资料或互联网的记录之中。
法国历史学家诺拉在《记忆之场》一书中将这种书写自身记忆的热情称为“记忆的私人化”，而这样的热情之所以产生，或许源于传统的纪念方式越来越难以保持记忆的鲜活。
首先，传统的宏大叙事缺少对个体的关照。
官方的仪式虽然让人们记住了作为公共事件的疫情，但对每一个个体来说，疫情作为生活中的一次“断裂”，给他们带来的切身体验则无法被囊括在这样的仪式当中。
其次，社会的运转加速了记忆的流逝。疫情得到控制后，“复工复产”立刻被提上日程，人们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工作。这样的转向固然有助于恢复生活秩序，但对逝者的悲悼、对英雄的崇敬、对亲人的牵挂也极易被琐碎与常规淹没，疫情记忆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越发单薄。
社会倾向于遗忘，而宏大叙事过于飘渺，导致个体记忆无处栖身。因此，讲述自己的故事，构建属于自己的记忆便成为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通过将自己的回忆整理成文本并整合进一个旨在铭刻记忆的文本库中，人们获得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所。正如诺拉所说，“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时间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
不过，在信息膨胀的当下，记忆的内容无限制地膨胀，许多材料在经过整理归档后便沦为尘封的纸张，纵然得到了保存也无人问津。通过书写自己的故事，记忆的私人化的确为个体提供了回忆的场所。但这样的记忆仍难以汇入到社会性、集体性的灾难回忆之中。如何使个体的记忆“活化”，乃至真正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仍是有待探索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