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影视作品，《我不是药神》的电影语言略显平庸，唯一出色之处在于接地气。这与它同期放映的《邪不压正》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是带着观众穿梭于上海里弄中肮脏不堪的店铺，一个是带着观众在唯美北平的屋檐之上飞舞。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却也得到了两种不同的评价趋向：接地气的《我不是药神》获得了一路飙升的票房与口碑，并刷新了当代中国电影的票房记录，而姜文的《邪不压正》则中规中矩地承载着一部电影所不得不承载的命运：毁誉参半。
回到《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当中来，它用平凡的故事触动了中国老百姓最为敏感的神经。的确，医疗与教育，作为两项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的巨额支出，成为今日中国民众生活不能承受之重。电影用一粒药，激活了一个小人物的良知，用人的命悬一线来凸显情与法之间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虽然并无构思之巧妙，却也可做到了以小见大。其中，资本的化身——进口药品的医药代表成为邪恶的载体，连接了资本与权力。
在此，一个奇妙的真假关系被构筑出来，药品之真并不在“疗效”，而在于对药品属性的界定。当它未能被权威机构“认定”为合格药品的时候，那么即便它拥有同样的疗效，它仍然是一种“假药”。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于蔓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微观权力的操纵，在这一操控之下，不仅真假失去了本质的属性，甚至一个人的生与死也被其掌控。而资本抑或资本家（资本的化身）则是所有这一切背后的真正元凶。
影片中的权力机构成为这一微观权力的实施者，但殊不知，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秩序之下，权力机构的这种行为不过是“依法办事”的基本方式。问题并不在于权力机构维护固有秩序的行为正确与否，而在于是什么让资本转变为了一种操控日常生活的微观权力？换言之，并不是所有被资本侵蚀的领域都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情与法之间的冲突。当衣食住行都逐渐商品化，并符合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则的时候，我们更为切身的感受是一种生活的便利而非冲突。但当与人生死攸关的东西变成为商品时，资本逻辑所隐含的微观权力就突显出来。例如在饥饿之地，基本的口粮成为了商品，当命悬一线之际，救命的药物成为商品，那么资本对于人直接的操控将突然地、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在一个普遍商品化的社会当中，为避免类似情与法的冲突，我们或许要将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须品纳入价格保护中，让其免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不仅会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更是我们对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