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7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召开96周年。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八七会议”及时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因其在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而永载史册。
一次特别的“紧急会议”
1927年7月12日，以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五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虽没有明确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但已经预示着中共开始改变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中央的状况，改变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后，在武汉地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为了挽救革命，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三项重大决策：发动南昌起义，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同时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张，交通异常困难，原定于7月28日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延期到8月7日，并因不少通知与会的代表无法到会，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与会者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察委员2人，青年团代表3人，以及湖南、湖北和中央军委代表各1人和中央秘书邓小平。虽然实际到会的只有20余人，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花了三天时间才将他们逐一带进会场。
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秘书，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他第一个到会，最后一个离开。紧急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待了六天，对于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也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
党的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31人，还有14位候补中央委员、7位中央监察委员和3位候补监察委员，他们本应参加此次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述人员均未到齐，由55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领导机关中参加会议者未过半数。
其他人去哪儿了
当时，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正在发动“南昌起义”，难以分身；彭述之、刘少奇等人不在武汉；由于“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有些代表来不及召集。共青团的3名代表都是团中央委员，他们却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党中央重要会议，这在党的历次会议中是极为少见的。
正因为到会人员不足一半，因此，这次会议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能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是一次及时扭转革命斗争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非常特别的“紧急会议”。
打破常规
按照常规，党的每次会议所作的各项决定、决议，都是在会后开始贯彻执行，“八七会议”却是例外。史实表明，“八七会议”之前，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党的方针的转变，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背叛革命的行径，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裂。7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目前“我们党的责任是与新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谴责；同时，苏兆征、谭平山、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8月1日又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收秋暴动大纲》，决定在四省首先举行秋收起义。上述史实表明，早在“八七会议”
前，中共中央新的方针就已经开始付诸实施，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精神的结果”。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革命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1月13日，黄麻特委领导黄麻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
毛泽东首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阶段，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以致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时，党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多万。中共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8 万人一下子降到11月份时的1.8万人，损失几乎达70%！
面对局势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急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就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是错的。”他进一步说：“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深刻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此时，毛泽东已经在思想深处形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坚定的认识。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这一观点也已被后来的革命实践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