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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对话,需从“我”而起

2019-6-25    作者:析子    来源:    

  5月的北京迎来了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中,一个国家以“对话”为主要形式组织召开文明的大会,着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人类文明在自然发展的形态下,“文明的冲突”总是占据主导——由于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多种文明总会以被动的形式交融,期间,战争成为交流的主要形式,商贸也总是追随着战争的号角,尾随而至。
 
  因此,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困难的,因为对话的前提意味着平等相待。这不仅意味着多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更需要主持对话的某种文化自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而中国文明在诸多亚洲文明中是能够担当这一文明形式之一的重要力量。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三次重大的文明交流与碰撞——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明末清初耶稣会的传播,以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相对平等的,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度最高,进而形成所谓儒释道的中国文化重构。这彰显了亚洲文明之间的可包容性,随后的两次重大的文明交流,都以中西文化的碰撞为主,在这一交流中,救亡图存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中西文化的道器之争当中也总存在着诸多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对话无从谈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国力强盛起来,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使它不可能实施一种文化的霸权,相反,强大的中国国力只会带来对多元文化极度的包容。辉煌的唐朝曾经如同海绵一般吸纳了整个亚洲文明的优秀成果;明代郑和开启的大航海式的探险之路,虽有彰显国力之目的,却也从未以入侵者的姿态出现在异族面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魅力。
 
  温带的生存环境孕育出中国人内敛而丰富的性格,儒家文明对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注,让中国文化重礼节、轻外物,其文化本性中并不具有特别的排他性。近代以来,正是由于外辱入侵式的强制交流,才最终逼迫中国开启了闭关锁国的道路。
 
  今天,在中国文化再次崛起之际,正值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滚滚而来之时,今天的世界不仅需要一个个强国,更需要一个强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从地理位置到文化传承,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因此,“对话”必须代替“冲突”,成为亚洲交流的主导。
 
  而中国文明,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本性的宽容,注定会成为构建平等“对话”之平台的主导者。因此,主导对话,却也仍是对话的平等主体之一,这是中华文明在这一对话式交流当中应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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