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曾就社会融资市场的“流动性分层”现象进行解析，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大是因为货币流向资产领域而非实体部门，以此来解释房价涨而通胀低的原因，即所谓的“水往高处流”。如今我们面临的，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偏紧，地方政府、房地产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压力大，另一方面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资产荒”，即虽有钱但缺乏可以配置的资产，货币空转的现象十分明显，而且房地产和金融资产都出现了总体估值水平下移的现象，也就是社会融资的流动性分层现象。
事实上，流动性分层不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在就业、投资、消费、区域经济等方面也十分明显。例如，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35%左右，大约是我国人口占全球比重的2倍；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却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又如，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今年我国就业状况总体良好，但一季度年轻人调查失业率接近20%，与整体5.3%的失业率水平相距甚远。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1158万，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7月以后，年轻人就业压力会更大；再如，我国的人口流向与投资流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关系，从区域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看，呈现越往西人均投资规模越大的现象，即人口向东，投资向西。其结果是西部的地方债务压力加大，偿债能力减弱。
流动性分层现象越严重，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越大。今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定位是“精准有力”，说明原本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需要借助结构性施策达到预期效果。如何让人口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畅通地流动起来呢？关键还是要优化结构，同时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例如，现在中央已经对各地城市要上马的地铁项目进行严格控制，规定预期客流量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建造。
我国总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趋势，今后人口集中度提高是大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很多地区的大量基础设施，如铁路、高速公路和城市轨交等都会被闲置，如果把这些修路的费用用来促消费，增加居民的养老金收入，是否更好？
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流动性更重要，流动性涉及社会信用体系的稳定，如果因为超前基建投资而带来资金流的阻断，可能引发区域性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基建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而且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越来越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消费上的公共投入的乘数效应远远超过投资，如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大概是3倍，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效应可能只有1倍左右。
从流动性的角度看，促消费的效应远远超过投资。
因此，还是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市场要有敬畏之心，地方政府尤其要学会“流动性管理”。比如，人口流动从表面看会加剧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动的动力却来自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市场底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逻辑。因此，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是缩小收入差距（落后地区人口减少，人均耕地面积扩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增加），这不是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一致吗？
总之，要形成新发展格局，保持内外部的流动性畅通很重要，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更多采取支持和引导资金流、物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举措，顺势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