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多天的培训课， 学费3.6万元，你说贵不贵？他们赚钱会少？”王辉表示，大学毕业后，他在外贸企业工作了一年后辞职备考公务员。在备考过程中，王辉报名参加了中公教育的培训班，一共花了近6万元，终于考上了。成为公务员的王辉让父母松了一口气，开心地表示6万元学费花得不亏，值！王辉也表示，周围越来越多的同学、朋友开始参加公务员、事业编制考试。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挤入”体制内？疫情下不稳定的全球经济，外加近年来关于企业996、加班猝死、35岁被裁员等新闻的爆出，让进体制内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眼中的“香饽饽”。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12.3万人，同比增长近35%；一些地方的省考、市考，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国考。《2021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有近七成进入体制内工作。
公考形势一片大好，但公考培训行业的头部企业中公教育却不断“爆雷”。
首先是中公教育业绩急速下滑。2022年1月28日，中公教育发布2021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公司2021年净利润亏损20亿元至24亿元，同比2020年度盈利23亿元下降186.79%至204.15%.其中，2021年三季度营收仅为14.5亿元，同比下降约70%，亏损近8亿元。
跟随业绩下滑的还有股价。中公教育股价在2021年3月达到顶点后一路狂跌，到2022年3月16日，跌至不到6元每股，总市值仅剩不到360亿元，市值蒸发2000多亿元，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股价跌了80%.中公教育的巨额利润波动引来了监管部门的关注。中公教育先后收到证监会、安徽证监局、深交所下发的监管文件，对其业绩失速、培训贷、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问题或公开发问，或立案调查。
业绩变脸、股价暴跌、品牌形象一落千丈……中公教育此时的动荡和落寞，是暂时的危机还是利空出尽？
“协议班”“理享学”模式崛起
“目标是将来能有一座综合素质教育大楼，在这里，零到80岁的人，不分年龄、不分层次，都能找到自己想学的东西。”1999年，李永新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后决定创业。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东方时空》节目上，李永新作为受邀嘉宾，对着镜头大声宣告自己的梦想。
2001年，中公教育在李永新的带领下，正式进入公考培训领域。
2005年，中公教育开始开放代理商加盟。由中公教育总部出课程、师资和教材，代理商负责招生，双方分成。代理模式初期顺风顺水，中公教育先后与十多个城市的培训机构建立合作。但由于总部管控力度有限，各地代理商屡屡发生招生纠纷。
随后，李永新决定改为直营，让代理商加入直营体系。直营使得全国资源打通，且能体察用户需求，中公教育的网点开始爆发式增长。
2 0 0 7年，李永新大胆布下一盘棋，在中公浙江分校试点“协议班”。协议班，简单来说就是“不过包退”，与“一手交钱、一手上课”
的普通班相比，协议班价格更高，通常在2万至5万元不等，包括全额退款、收取一定杂费两种班型。
此后，中公教育的商业版图便围绕着“协议班”建立起来。2010年，中公教育协议班在全国铺开，各地分校都把协议班作为卖点，花样百出。比如，中公教育浙江公司为2022年事业单位考试培训设计了11种协议方案，其中“全日制－a”方案又分为两个子方案，一是5.58万元培训费，笔试或面试不过，可申请全额退款；二是4.68万元培训费，笔试不过退3.7万元，面试不过退4.68万元。
有退费承诺作为定心丸，虽然价格不菲，考生仍有较强的付费意愿。
此举不仅为中公教育带来比同行更高的议价能力，也让中公教育成功打响了招牌。
协议班模式帮助中公教育快速抢占市场，2015年底，中公教育反超华图教育，成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公考培训机构。到2017年，中公教育协议班的收入已占整体收入的72.7%.协议班除了能够吸引学员，还给中公教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学员的学费汇总到中公教育后沉淀为资金池，但资金的用途、期限错配问题缺少必要的监管。例如，一个考生在2021年12月报名缴费，而当地事业单位招录公告要到2022年二季度才公布，等走完笔试、面试、录取流程，可能要到2022年7、8月，再加上45个工作日的退款周期，前后差不多有10个月时间。这期间资金的增值部分归中公教育所有。中公教育在公告中披露，2018—2021年9月，累计购买理财产品近889亿元，为保证资金随时可用，购买的理财产品期限都非常短，采用购买赎回再购买赎回的滚动方式进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中公教育的“协议班”模式影响巨大。当时，中公教育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都无法开展线下课程，公考开考时间也未确定，学员报名意愿低下，中公教育一时间陷入经营困顿。为了刺激招生，中公教育大力推广以“理享学”为主的学员贷。
通过办理“理享学”，学员可以“0元入学”，考试不通过，由中公教育偿还贷款，考试通过则考生在约定期限内0息偿还贷款即可，但如果逾期，则需要根据6.6%的年利率支付利息，甚至会对个人征信产生一定影响。这种模式对于想报班但信心不足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如果没考上，也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理享学”推出以来，中公教育贷款模式产生的预收款明显上涨。2018年，来自贷款的预收款比例仅有0.55%，而到了2 0 2 0 年， 这一比例增长到25%.在“协议班”和“理享学”的加持下，中公教育迎来了高光时刻。
2020年底，中公教育股价一路飙升到最高每股43元，公司总市值超过2600亿元，李永新也成功超越自己北京大学的师兄弟俞敏洪、张邦鑫，以910亿元身价跻身“2020胡润百学·全球教育企业家榜”榜首。
因果困局
凡事盛极而衰，“高烧不退”的考公热潮也没能帮中公教育逆转这一规律。
令中公教育陷入困局的种子——“协议班”和“理享学”早已种下，只不过到2 0 2 1 年三季度集中爆发了。不管是“协议班”还是“理享学”贷款，都可以在短时间内笼络大量现金，但这种“虚胖”的业绩会带来强烈的副作用，最终反噬中公教育。
首先，中公教育协议班退费率不断攀升。仅2021年前三季度，退费金额就达到123.97亿元，退费率高达65.81%，其中7至9月的退费率更是达到惊人的79.54%.在业绩大跳水的三季度，中公教育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也首次出现负数，这意味着当期退款与其他经营支出之和首次出现了大于收款的情况。此时，中公教育高度依赖协议班所带来的模式缺陷已逐渐暴露出来。
其次，“理享学”的副作用同样明显。中公教育在公告中表示，由于贷款学员考试准备不够充分，通过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由此带来的退费率也更高。这些钱不仅最终没有进入中公教育的口袋，中公教育每年还要为此支付数亿元的利息。
中公教育披露的数据显示，“理享学”2019年到2021年前三季度，为中公教育带来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手续费分别为3458.8万元、2.107亿元、1.731亿元。
除了“协议班”和“理享学”导致中公教育业绩遭遇滑铁卢，错误的房地产投资决策让中公教育的现金流更加捉襟见肘。
与那些租场地、轻资产的教培机构不同，财大气粗的中公教育“根基”更深。自2018年起，中公教育在山东、辽宁、陕西等地花费超过14亿元购入大楼，用于建设自己的学习及办公场所。2020年12月，中公教育斥资30多亿元在北京昌平拿下一块地，准备打造中公教育全新的总部大楼和培训基地。
然而购置北京昌平土地给中公教育的资金带来了很大压力。退款高峰到来后，或许是出于缓解资金压力的目的，2021年9月26日，中公教育最终将昌平项目转让给龙湖地产。
另外，中公教育的“土地房产投资建设”和“理享学贷款”也受到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资料显示，陕西冠城、辽宁瀚辉，北京创晟等多家公司与中公教育似乎均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中公教育并未合规披露这些关联交易。
目前，证监会对于中公教育涉嫌未合规披露关联交易的案件仍在调查中，对于关联交易的规模、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及是否涉及财务造假，仍有待调查。
中公教育如今面临着内忧外患：对内要调整过度依赖“协议班”“学员贷”的产品结构，应对现金流短缺危机；对外则要面对投资者的质疑，配合证监会调查。怎么把重心从资本运营、金融操作转回教学质量？这或许已经成为李永新带领中公教育重新出发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