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厂”涌向“小厂”

  2022年2月，在入职即将满4个年头的时候，柿子忽然接到了裁员通知，接着，项目被放弃，部门被解散，申请转岗失败，她被要求三天之内办完离职手续。半年来，在头部互联网企业，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
 

  大幅裁员和互联网企业利润下滑正相关。5月26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截至2022年3月31日全年及四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四季度阿里营收为2040.5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197.9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4%；同样，腾讯2022年Q1财报显示，该季度净利润为234.13亿元，同比下降51%，环比下降75%.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在充满不确定的大环境下，优化人员结构成为互联网企业降本增效最直接的方式。

 

  是终点，也是起点

  2018年，柿子进入福建一家头部互联网企业，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待遇令柿子十分满意：底薪五位数，年终14薪，“五险一金”按最高比例缴纳，除此之外，和所有的互联网头部企业一样，这家企业还为员工提供令人艳羡的福利——高额的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班车接送、团建费用，以及工作间里精致的下午茶、逢年过节的节日礼盒等。

 
  公司的工作并不复杂。每一个细分岗位都有专人负责，对于大多数基层员工来说，不需要过多的创新，只需要执行上级的指令。“每个人都像一颗螺丝钉，工作难度小，但是繁琐枯燥。”柿子说，“在我这样不高的职级中尤为明显。”虽然待遇优渥，但柿子的工作并不顺利。项目单飞之后一直走下坡路，得到的正反馈很少，这让柿子感到非常迷茫，一边是看不到未来的方向，让她很想逃离，另一边是远高于其他公司的待遇，让她始终不愿踏出舒适区。
 
  到了2022年前后，互联网行业裁员潮初现端倪，有时候和朋友聊天，柿子会说，希望自己是被裁的那个，这种蒙着眼睛往前走的日子，让她有些恐慌。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裁员还是来得有些突然。这一天，柿子接到通知，她所在的项目被砍掉了，需要进行转岗面试，第二天就得到通知，转岗申请失败了。“理由是我太佛系了，大概是不上进的意思。”柿子说，第三天，柿子收拾完东西，被通知工作不用交接，可以直接离开了。
 
  这让柿子心里百感交集，有对自己能力的质疑，对突然失去工作的茫然，还有对突如其来的假期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机会的期待。
 
  按照行业惯例，柿子拿到了n+1的裁员补偿，差不多是她半年的薪水。柿子和父母一起住，开销不大，加上这笔补偿金，被裁后的柿子很少焦虑。她花了两个月去旅行，接着用半个月时间对自己四年来的工作做了阶段性整理，“这个整理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所在，也摆脱了被裁员初期的失落和沮丧。”柿子说，根据自己的优势，她选择了一家小型互联网企业，一次就面试通过了。
 
  入职以后，柿子发现，“小厂”
 
  的体系构架远远没有“大厂”那么完善，她的工作需要涉及很多工种，领导希望每个员工都能赶快做出成绩，这让职场新人觉得茫然无措。柿子入职不久，公司就有两个新人离职了，“不过，对于我这种有点职场经验，想要做出点成绩的职场老油条来说，小微企业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大厂”靠制度管人，“小厂”更多的是老板说了算。如今，柿子所在的项目全权由她操盘，老板比较好说话，也愿意放权，在经费和人力上给足了支持，薪资也比以前提高了不少。虽然有压力，但项目上的正反馈让柿子感到心里更有冲劲。
 

  一边是裁员，一边是招聘

  “如今，一裁就是一个部门。”

 
  在互联网企业担任HR的李美丽说，“这种变化在2018年前后已经埋下伏笔。”彼时，互联网技术已经进入电商、社交等细分领域，各个赛道上挤满了雄心勃勃跑马圈地的企业，市场饱和度已经很高，平台之间的业务重合度也越来越高——无论是不是和主营业务密切相关，在风口上的细分领域，几乎每个企业都不希望缺席。
 
  快速增长的新业务需要大量人员支撑。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京东招聘10万人，字节跳动招聘5万人，腾讯招聘2.3万人，美团招聘2万人，阿里在前三个季度招聘2万人。这5家企业一年招聘的人数就超过21万人，接近2020年北京市高校毕业生的总和。李美丽见识过当年的“抢人大战”，月薪五位数的应届毕业生比比皆是。
 
  不过，当资本退潮、订单减少、政策收紧、利润下滑时，那些不怎么赚钱的业务和人员就成了企业的负担。“这次裁员，很大一部分裁的是‘业务’，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被裁掉的部门做的都是非主营业务，还有一些是与政策方向不符、预期收益不明朗的部门，或者是没有太大影响力的职位。”李美丽说，“单看个人，被裁掉的员工大多黄金年龄已经过去，没有较硬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没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依然是各公司争夺的对象。”
 
  与之形成佐证的是，在本刊关于互联网企业用工的调查中，接受采访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招聘规模依然保持增长，招聘人数多于离职人数，并且薪酬待遇还在增加。今年3月24日，腾讯2021年业绩发布后的第二天，“腾讯员工人均年薪增至84.7万元”
 
  的话题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财报显示，腾讯2021年全年雇员福利开支为955.23亿元，人均薪酬高达84.71万元，同比上涨了4.43%，人均月薪为7.05万元。这意味着，互联网企业正在通过“换血”实现人员和业务的优化。
 
  和柿子一样走出“大厂”的员工，在经历了短暂的沮丧、愤怒、迷茫之后，开始进行新的职业选择。
 
  “新能源等热门行业吸收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回归本来的业务，只是平台从‘大厂’转换为‘小厂’。”李美丽说，这一波裁员某种意义上给与互联网相关的中小微企业带来了人才红利。
 

  留也不容易，走也不容易

  老林是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的老板，几年前，他把公司搬到了后厂村。

 
  后厂村位于北京西北五环外，过去，这里叫西北旺，是有名的城乡结合部，四周都是农田，鲜有商场、餐馆、便利店。直到2015年，包括新浪、网易、百度、联想等在内的大型互联网企业陆续搬迁到这里，后厂村这个名字才渐渐替代了西北旺，数万名互联网从业者开始聚集于此。
 
  老林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研发电力配套产品，研发、客服、销售，加起来一共有几十个人。公司不大，但产品技术含量很高，在业内是数得着的，高水平的互联网技术人员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老林觉得，搬到“大厂”身边，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方便从“大厂”出来的人里捡漏。不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林并不能如愿，互联网大厂像一个巨型磁铁，把最高端、最优秀的互联网人才都“吸”了进去。
 
  这种情况在2022年春节前后发生了变化。老林发现，来公司应聘的人突然多了起来，除了应聘技术岗，还有销售、财务、客服等岗位，应聘者都是从隔壁“大厂”过来的，这让老林欣喜过望。
 
  经过一段时间的面试，老林发现，应聘的人挺多，能留下来的很少。“从‘大厂’出来的人，来‘小厂’应聘时似乎带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对薪资要求也非常高。要么是看不上小公司，要么就是漫天要价。”
 
  老林告诉记者，一些应聘者要求的月薪高达6位数，是自己目前员工工资水平的2倍多，“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里有很多并非核心技术人员，高不成低不就，钱给少了他们不来，给多了企业又觉得不值。”
 
  一番折腾下来，老林还是把今年的招聘目标锁定在应届毕业生，他认为，除了核心技术，一般的工作应届生也做得来，应届生的薪酬标准只有“大厂”老员工的1/4到1/5，性价比更高。
 
  “但是，要从应届毕业生中找到特别优秀的人才，我也不抱太大希望。”老林说。互联网大厂在裁员的同时，也在大量招聘。“清华、北大、华北电力等大学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早就被‘大厂’签走了。”老林说，“想要的不来，来的不想要，用人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去年底，为了解决用人问题，老林在天津开了一家分公司，他看中的是天津人才的高性价比。老林和天津一些高等院校取得联系，希望学校在当年的应届研究生中给企业定向推荐适配的人才，如今已经招聘到十余位研发人员。
 
  北京和天津的工资水平相差甚远。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显示，2022年一季度，北京市平均薪酬为13369元，天津市平均薪酬为8711元，在互联网行业，这一数字差距更大。
 
  老林能明显感觉到，同样的工资，在京津两地招聘到的新员工存在巨大差异。北京公司的新员工对薪酬并不十分满意，但天津分公司的新员工满意度很高，他们普遍非常珍惜这份工作，“显得特别努力、特别有想法”。
 
  老林并不排除未来将公司全部迁至天津的可能，除了考虑到人工成本，办公成本也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如今他在北京的办公场所只有三四百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日租金是6元，一年房租费用要五六十万元。
 
  天津分公司地处核心地带，办公环境优越，每平方米的日租金只有2元。
 
  受疫情影响，业务员不能出门跑业务，老林和业内企业的资金链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老林的几个朋友已经把公司迁到郑州等创业成本更低的城市，还有一些订单减少的朋友开始按40%—60%的标准给员工发工资。不过，老林还是坚持正常发工资，未来两年也不打算迁离北京，“一来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公司能不动就不动，另外，研发团队的核心人员家都在北京，他们是否愿意跟我去天津，也是个问题。”
 
  “企业难，国家也难。”老林说，他表示很能理解国家的难处，对于国家给予小微企业的帮助也深受感动。去年，老林的公司得到了国家十余万元的退税补贴。“不过，中小微企业想要发展，仅仅依靠这些政策是不够的，市场经济下，客户会用钞票为好产品投票。”老林觉得，在减税降费的同时，还是要想办法让一部分高水平人才愿意去中小微企业，帮助他们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才能真正实现中小微企业的持续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柿子、李美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