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彩体育馆：见证个体劳动者的无私奉献

　　1984年9月，北京获得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办权，举国上下为之一振，各级相关单位和人员紧锣密鼓地进入了筹备阶段，办好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国际性综合运动会，成为当时举国的目标。但对于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第10个年头的中国来说，除了没有经验，更多的是资金上的压力。

 

　　举国上下 万众一心1988年底，时任国防科工委党委书记的伍绍祖临危受命，担任了体委主任。虽然当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第10个年头，但对于办一届亚运会来说，中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据报道，当时中央财政每年下拨的体育经费是2亿多元，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相当于给全国人民每人买根冰棍。而为了办亚运，财政拨款7亿元，再加上地方财政自筹近19亿元，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但依然还有6亿元资金缺口，号召民间集资成了唯一的办法。为此，亚组委专门成立了“集资部”，通过捐赠、出售转播权、广告、盖亚运村卖房子、发行体育彩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当时，全国各界自上而下发起了一场捐款的热潮。据统计，有2亿人次向亚运会捐献资金和物资，总价值达7亿元：年近古稀的老人捐出自己的养老金；12岁的小女孩捐出自己的压岁钱；26岁的农家子弟李贵兴带着全家节衣缩食攒下的200元钱，步行17天将这笔捐款送到了北京……

 

　　在还有很多家庭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年代，国人澎湃的“办亚运”激情让“捐款”一词永久镌刻在北京亚运会历史上。当时，我国个体经营者作为一个刚兴起的群体，在捐款办奥运的浪潮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上世纪80年代，虽然个私经济群体从业人员已近2000万人，但个私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还很低，个私经济从业者的地位还不高，在社会上少有话语权，他们渴望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个协在个私经济群体中的威望和凝聚力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当中国个协向全国各地个私协会发出号召会员为亚运会捐款的通知时，会员一呼百应，积极加入捐赠行列，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私营企业家的捐赠额度就已超过预期。

 

　　在众多会员中，来自新疆的库尔班的捐赠事迹尤其令人感动。库尔班是河北省张家口卖烤羊肉串的一位个体户，他响应号召捐出了一万元钱。

 

　　在那个年代，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按照当时一毛钱一串羊肉串的市价来算，这一万元意味着库尔班要在他的街头小摊上卖掉十万串羊肉串。为了凑够一万元钱，库尔班的儿子还卖掉了心爱的摩托车。个体工商户群体乐于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高风亮节 不计回报在中国个协的号召和引导下，全国个私协会系统最终捐款额高达2050万元，捐建的体育馆也因此被命名为光彩体育馆。光彩体育馆位于北京木樨园，这座多功能现代化的综合性体育馆为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南郊体育中心的一部分，建设用地近40000平米，建筑面积9932平方米，包括一个比赛用馆和一个健身训练馆。比赛馆设南北两个看台，共有2372个固定座席，484个活动座席。第11届亚运会的击剑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平时可用于排球、篮球、手球等多种体育项目的比赛。

 

　　中国个协代表所有个体劳动者将款项捐给亚组委后，其事迹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为中国个协和个私经济从业者的力量和精神所震惊。

 

　　但事实上，当时，刚成立没多久的中国个协连一个正式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所有工作只能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仅有的一座办公楼4层大厅里开展，条件很艰苦，书柜就相当于各部室之间的“墙”。

 

　　即便如此，在北京市政府提出将光彩体育馆的一部分办公楼作为回报赠与中国个协的时候，中国个协却拒绝了，他们说：“能为国家、为人民尽一分自己的心意是光荣，也是义务。国家筹办这次盛会，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的条件还可以，把办公楼给更需要的单位吧。”如此高风亮节、不计回报让世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个协所代表的广大个体劳动者，他们的名字也被重新定义。此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个体劳动者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可亲和可敬。

 

　　尽管岁月不断流逝，北京又建起了许多更为现代化和智慧化的体育馆，但很多个体劳动者依然清楚地记得光彩体育馆的由来，这对他们来说是荣誉、是骄傲，更是前进的动力。

 

　　至今仍矗立在体育馆门口的，由原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名誉会长薄一波亲笔题写得“光彩体育馆——个体劳动者捐赠”的馆牌就是最好的见证。光彩体育馆犹如一座丰碑，在记录我国私营经济发展历史的同时，也督促所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