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当前位置:首页 > 封面故事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国企与民企共舞

作者:冯晓霞     
内容摘要: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更好地处理公有和私有、国营和民营的关系,才能让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已经成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无论是从企业数量、创造的GDP,还是从提供的就业机会等角度看,民营经济都已超过了国有经济。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作为全国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组成的联合性社团,始终关注民营经济的成长,服务于民营经济从业者。在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30周年之际,本刊特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请他解读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出路。
 
  改革开放,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光彩》:3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您怎么看待这30年的发展历程?
 
  刘迎秋: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步。
 
  改革开放就是要将原来那种僵化的、封闭和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淘汰掉,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9至1982年,中国农村开始放弃“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以“包产到户”为突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几年实践,先是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接着是棉花、生猪等农副产品产量大幅提高。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是市场发展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便出现了“卖粮难”“卖棉花难”“卖猪难”等现象。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为城市企业改革提供了示范。
 
  城镇个体户与农村改革几乎同时出现。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由于我国实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经济几乎绝迹。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做出重大调整。197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由此,个体工商户才逐渐被承认。紧接着,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政策的解禁和鼓励,让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到1981年底,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85万户,从业人员227万人,比1980年的从业人员翻了一番多。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温州、义乌等“地少人多、资源短缺”的贫困地区,一些人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走上了经商之路,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为当时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同一时期,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迎来了上千万知识青年的返城潮。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 20世纪60年代中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先后有1700万知识青年加入此行列。上山下乡知青人数的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各地的安置能力,各地生产效率明显下降。以农垦系统为例,与1966年相比,1972年职工人均耕地,由18.9亩下降到15.l亩,人均产值由1378元降为1104元,人均利润由60元降为亏损80元,人均生产粮豆由2972斤降为2037斤,人均上交粮豆由1036斤降为530斤,人均年工资也由404元降为386元。这让原本就吃不饱的农民认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抢农业的工分、分农村的口粮、夺农民的饭碗。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经济稍有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中央决定从上山下乡早、表现好的知青中,招一些人进工厂、学校、部队,但指标有限,“僧多粥少”,绝大多数人留在农村或回到城市成为“待业青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批知识青年返城。
 
  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十分之一的“知青”一下涌回城市,造成了城镇就业形势极其严峻,安置待业知识青年成为许多大城市的头等大事。
 
  在安置返城知青就业的问题上,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就是1979年6月,由北京大栅栏街道办干部尹盛喜带领20多名待业青年在北京前门开办的“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他们把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卖给游客,开业当天就赚了60元,到年底净赚11万元。1979至1985年间,大碗茶的买卖解决了大概3000名待业青年和知青的工作。1987年,茶社改名为“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并在北京、深圳和海南都建起了分公司。1988年12月,公司又投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京城第一家京味儿茶馆——老舍茶馆,到2000年,公司销售额达到600万元。知识青年自谋生路,还为游客提供了方便,这一做法获得党中央、政府的高度肯定。
 
  国企改革,给民营经济发展留出空间《光彩》: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有经济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您怎样看待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
 
  刘迎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利改税、股份制、全面市场化等改革的过程中,敢于“先吃螃蟹”的民营企业乘势而起,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1978年至1992年的国企改革是放权让利的初步探索阶段。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见成效后,在城市里,国企也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打响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枪”。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 6 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年终完成计划以后留取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拉开了以“放权”为主题的改革序幕。改革试点得到了许多企业和职工的拥护,国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
 
  1993年至2003年的国企改革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各领域僵持不下,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所有制权益的1.92倍,国企亏损程度前所未有,在“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声中,中国进入“国退民进”的发展期,私营企业趁机发展起来。
 
  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进入分类治理、降低国资垄断、放宽内外准入、资产整合重组、优化激励机制的阶段。通过让市场竞争力差、缺乏有效考核机制等的“僵尸企业”退出市场,通过国有企业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淡化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界限,让民营企业渗透到各行各业,特别是在能源、出版、通讯等行业,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活力,激活国企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企业在竞争中成长。
 
  未来,政府应致力于进一步放开经营性商业企业在市场中的定价行为,让市场中的企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实现真正的价格市场化。
 
  协同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效果明显《光彩》:经济体制改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迎秋: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我国不断探寻由国有资本主导,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走向多元化经济体制,既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国民的愿望,这种变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
 
  首先,GDP保持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出现在1979年至2011年,在长达32年里,经济保持着年均9.87%的增长率,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至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其中,民营经济的GDP已经占国家GDP总量的60%以上,创造税收占到50%以上,解决就业80%左右。
 
  其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1元,1987年越过千元大关,2003年超过万元大关,2007年突破2万元,2010年突破3万元大关,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420元,扣除价格因素,以现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8.7%.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同步实现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
 
  第三,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
 
  1978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2012年,这一数字增加至117254亿元,比1978年增长103倍,年均增长14.6%.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保障、减小城乡差距、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类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第四,个人、地区间收入差距正在缩小。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相当大一部分收入差距属于“发展中的差距”。缩小收入差距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看,适度的收入差距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必然存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在劳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条件下,收入差距将继续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空间。以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为例,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种“发展中的差距”必然导致后进追赶先进、低收入追赶高收入,从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
 
  转换思路,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光彩》:您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对个私协会有什么期望?
 
  刘迎秋:中国经过38年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已确立,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更好地处理公有和私有、国营和民营的关系,才能让中国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第一,国有经济应该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经过多年的发展,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直接管理企业的方式已经不适应国有企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必须按照公司治理规则,明确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责定位以管资本为主,保护公司制企业法人的财产权,确保国有企业能作为独立市场主体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市场竞争中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坚力量。当然,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分类进行,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家要保持绝对控制,不能让少数人进行经营、支配和垄断,从而成为转让、出卖资源的平台和武器。
 
  对于不威胁国家安全和非自然垄断的行业,应当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这部分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混合所有制是改革的方向,这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是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混合所有制并非是谁吃掉谁的关系和过程,而是优势互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和发展潜力的长久之计。
 
  第二,民营企业要提倡集中化。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达到亿元规模以上的已有几千家,这些企业已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但还有200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还处于小、散、乱、差的状况中,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小”是指企业规模小,“散”是指行业分散集中性较差,“乱”即无序竞争,同质化竞争,市场不规范。这些企业需要通过股份制和股权联合等多种形式,走合作化道路,让小企业变成中大型企业,从而走向集中化。
 
  未来,民营企业家要理性判断经济发展形势,适应当前的发展阶段要求,做好企业发展规划。即要通过增加企业的技术投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首先,调整企业发展规划,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方面注重科技创新,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加快企业原有技术的改造和升级;另一方面通过研判市场形势,科学谋划企业战略布局,挤财力、聚财力,集约化使用财力,提高企业收益率和市场占有率;其次,要密切关注、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要正确选择,学会用资本运营等手段来发展壮大自己。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客观要求,合理选择合资、重组、并购等方式,提升自身的资本实力和竞争力;第三,民营企业要朝“专、优、特、精”发展,既看到自身长处又要看到自身弱点,要从小处着眼,特处着手,优处着力,积极探索符合信息技术发展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发展路径。除此之外,还要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专业化市场上做优做强。
 
  第三,政府加强引导,提供一些信息平台。一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还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也未完成,政府要继续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要限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三是民营企业过于分散,信息不够通畅,政府需要搭建一个信息平台,将市场需求和企业连接起来。比如“豆”你玩、“蒜”你狠等现象,就是信息不畅通导致农民售价和市场售价差异巨大。
 
  第四,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今年,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迎来了成立30周年,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个体劳动者组织,它是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的娘家,为他们提供获取国家相关政策方针的平台,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在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应该总结经验,更加充分发挥作用,为民营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标签:2016年第12期 
杂志简介 - 组织机构 - 关于我们
版权所有©《光彩》杂志社   联系电话:010-8226201682262069 京ICP备0504120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