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2 日至2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考察。这是他一个多月来，第二次考察少数民族群众聚集的地区。23日上午，习近平来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考察易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情况。习近平拿起扶贫手册和贫困户精准管理手册，逐一询问发展种养业、参加劳务培训、孩子上学、享受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等扶贫措施的落实情况。习近平指出，移民搬迁是脱贫攻坚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充分征求农民群众意见，让他们参与新村规划。新村建设要同发展生产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结合起来，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
贫富分化是一道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尤其是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容易产生“贫富差距大”的情况。因此，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让贫困人口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就成为我国政府多年来致力解决的难题。基于这一目的，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以及帮扶措施，使得该难题的化解路径日渐清晰。
近几年，精准扶贫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落地，切实有效地连接了各相关单位和“贫富”双方，群策群力、有的放矢的扶贫思路犹如星火燎原般燃遍全国，这让我国消除贫穷、实现普遍富裕的脚步越走越快。
“精准”成扶贫关键词
1969年1月到1975年10月，习近平到陕北一个叫梁家河的村子插队。
在那里，他和乡亲们一起睡土炕，挑粪拉煤，拦河打坝，啃窝窝头……7年时光里，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习近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40多年来，习近平先后在县、市、省、中央工作，到过中国绝大多数最贫困的地方，扶贫一直是他牵挂和担心的事情，也是让他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
精准扶贫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花费无数精力调研得出的结果。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精准扶贫是与“粗放扶贫”相对而言的，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做了详尽规制，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考察和讲话中反复强调“精准”的重要性。2015年1月，在新年首个调研地点云南，他强调，要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再次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并明确提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同时，“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为什么要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问世之前，我国的扶贫工作已开展多年。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以来，以“粗放扶贫”为主，全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开发式扶贫，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随着各地扶贫工作的开展与深入，很多问题和困难也开始暴露。
从我国开展扶贫工作总结的经验来看，各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使得对贫困户的帮扶工作存在许多盲点：“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帮扶效果又怎样”等，这些不确定问题越积越多。此外，不少扶贫项目“大水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更有甚者，由于扶贫输出的巨大利益，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年年扶贫年年贫”；重点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怪现象。
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移民搬迁是较好的出路，但是，因为补助资金少，享受扶贫资金补助并最终搬迁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特别贫困的农户根本搬不起。新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项目，受益多的主要还是贫困地区中的中高收入农户，较少有真正的贫困农户从中受益，且受益程度也相对较少。
2015年11月，据中新网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谈及减贫问题时称，贫困人口的计算是按照年收入不足2300元，以2010年不变价来计算，目前我国贫困人口共有7017万人。从区域来讲，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有的放矢，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而不是盲目开展工作。
精准扶贫能否解决“粗放扶贫”的副作用？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在接受中国经济网采访时表示：“以前出台一项政策，一批人都能够脱贫致富，但经过多年的减贫工作，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减贫难度越来越大。”在这个大背景下，要想从根儿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扶贫工作做实、做深、做广，就需要更为科学和匹配的扶贫模式，而精准扶贫的含义就在于逐步深化、扩展，其优势正是扶贫工作目前所最欠缺的“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识别、帮扶、管理
在精准扶贫的具体方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如何实现以上扶贫战略，做到精准扶贫呢？关键在于识别、帮扶和管理三个环节。
识别即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谁是贫困居民识别出来。具体实施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包括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示公告、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内容。在这一环节上，四川省宜宾等地的“比选”确定扶贫对象的扶贫“首扶制度”值得借鉴。
“首扶制度”的具体操作流程为：根据国家公布的扶贫标准，村民先填申请表，首先由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进行比选，再由村“两委”
召开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张榜公示；根据公示意见，再次召开村、社两级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比选，并再次公示；如无异议，根据村内贫困农户指标数量，把收入低但有劳动能力的确定为贫困农户。“比选”全程由群众参与，识别权也交给群众，流程透明，有效保障了贫困户认定的透明公开、相对公平。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印发的《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中特别指出：“第一书记”
的主要职责任务之一，就是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紧紧依靠村党组织，推动精准扶贫。换言之，“第一书记”是精准扶贫工作中帮扶环节的真正执行者。在这方面，江苏省淮安市小岗村的成功案例或可给读者一些启示。
2012年以前，小岗村人均年收入7000多元。而到了2014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800元，村集体收入达21.2万元，小岗村成了精准扶贫最直接受益者。
小岗村“第一书记”徐成林一方面改善村庄环境、铺路修桥聚集民心，另一方面调集各方力量，帮助村庄发展。通过引导村里现有的3个小厂加快技改扩能，联系信用部门通过党组织成员担保为其争取小额贷款。
“这3个小厂利税年均增幅30%以上，解决就业近300人。”同时他还在江苏省住建厅的支持下，筹措90多万元，在村原小学院内新建1000m2标准化厂房，引来扬州客商兴办电声厂。“企业已有四条生产线，年产值800万元，每年向村集体上交租金4万元。企业已经吸引农民239人，人均月收入基本能达到2000元。”
通过小岗村的案例可以看出，帮扶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要想做好扶贫工作，就要通过干部帮扶做到“六个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真正把资源优势挖掘出来，把扶贫政策利好释放出来。
“到村到户”也应精准无误、因户施策。通过进村入户，分析掌握致贫原因，逐户落实帮扶责任人、帮扶项目和帮扶资金。按照“缺啥补啥”
的原则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实施水、电、路、气、房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工程，切实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管理环节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验证和延续。在这个环节，应建立起贫困户的信息网络系统，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到系统，实施动态管理。对贫困农户实行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确保扶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今年4月底，青海省海东市6个县（区）就已全部完成数据平台搭建工作，市级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也将于近期完成并投入使用。精准扶贫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包括首页、人口识别、进度管理、统计分析、扶贫日志、培训调度、医疗救助、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模块，将数据支撑、项目管理、资金管理、任务进度、绩效评估以及电子商务等数据分别纳入相应的模块中，实现对贫困人口精细化管理，扶贫资源精确化配置，贫困农户精准化扶持。
在大力推进扶贫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特别是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率先建立省首个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后，海东市真正做到了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施策、精准服务，通过扶贫信息系统的动态管理、数据分析，从解决“精准扶贫怎么扶”的问题入手，让更多贫困地区看到了精准扶贫的魅力所在。
多元化的精准扶贫形式
针对精准扶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扶贫开发工作要深化改革，创新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加广泛、更为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在全国范围内整合配置扶贫开发资源，形成扶贫开发合力。
其中，通过对贫困户、贫困地区进行精准辨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以及精准考核，整合扶贫开发资源，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显得尤为关键，它要求精准扶贫形式必须多元化，否则就难以适应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
但多元化不代表毫无章法，在精准扶贫形式多样的工作形式中，其核心形式是“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同一个贫困地区可以同时采用几种模式，也可以单独采用其中一种，但前提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也是精准扶贫最为精彩的地方：在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各地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扶贫形式进行选择、自由组合搭配，最大限度地找出适合自己的扶贫形式，把精准扶贫的效果发挥到极致。
以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发展理论教研室教授向春玲为例，她深入云南玉溪、红河、昆明三地少数民族贫困县、贫困乡调研的精准扶贫工作推进情况，三地对于精准扶贫具体形式的选择就非常出彩。
在向春玲的调研中，玉溪市采取了易地搬迁的形式扶贫。玉溪市哀牢山地区平掌乡大寨村是一个拉祜族村寨，拉祜族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大寨村位于平均海拔约为2300米的高寒山区地带，基础设施较差，乡级公路没有实现完全覆盖，从市区乘车5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交通非常不便利。经过多次讨论，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要求，玉溪采取了易地搬迁的形式来扶贫。
根据国家标准，玉溪市每户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众建房搬迁都可以获得6万元市政府财政拨款和来自农业开发银行的6万元贴息贷款。在整村改造的过程中，该村非建档立卡的群众也可以获得2万元市政府财政拨款和6万元贴息贷款。依靠易地搬迁脱贫的村民不仅可以有房住，而且在政府的引导下，主动向集镇靠拢，通过发展民宿、农家乐等民俗旅游业创收。
红河州泸西地区则是通过政府协调，当地居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农民可以通过入股分红、在当地龙头企业入职、承租连片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等多种方式创收。土地以农户每亩获利1500元的形式流转到当地龙头企业的手中，为了确保农户利益不会受损，流转费以每5年增利10%的形式增长。
泸西还联合品牌企业建设了做高端奶制品生产基地，从新西兰进口奶牛，修建了一座奶牛庄园，当地农民可以去庄园打工，公司还收购农民种植的玉米作为饲料。依靠合作发展生产，红河州泸西地区也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阳光大道。
陕西壶关县精准扶贫的经验也十分值得称道。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壶关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该县多种脱贫形式并进，实现了脱贫致富，其中的文化扶贫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壶关县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基于这一点，壶关县委、县政府采取引资、融资、资源整合等形式，在全县范围内建成了功能齐全、规划科学、布局合理、便捷有效的精神文化服务网络，积极引导贫困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分类施策、因村施策，“量身定做”扶贫政策，为农民栽下了“摇钱树”。
自精准扶贫以来，仅乡村旅游一项，壶关县每年投入300万元，在太行山大峡谷旅游区交通沿线的贫困村，发展农家客栈80家、农家超市100家、“农家乐”餐馆100家，带动了贫困户稳定增收。
除此之外，壶关县依托当地资源发展文化节目：与山西电视台合作引进“冲关大峡谷”节目，连续合作三年，吸引了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参与节目；文化唱旅游戏，旅游搭文化台，使文化旅游产业成为全县转方式、调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走出了一条特色文化旅游发展新路子。
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的精准扶贫在全国上下重新塑造了“扶贫”
的含义，贫困地区人民对于扶贫的认识也从“被动索取”转变为“主动脱贫”，主动、自信、坚定地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另外，此次精准扶贫与以往的扶贫都有所不同，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大多是政府唱主角，扶贫方式往往是以“输血”为主，在精准扶贫战略中，政府虽然仍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更重要的却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此次扶贫战役中，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搭建精准扶贫平台，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政府和各社会机构的引导下，成为扶贫主力军，带动贫困地区人民自觉“造血”，接受、掌握、进而习惯主动脱贫致富的战略思路。
在民企纷纷参与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阿里巴巴和京东因为有着相对成熟的扶贫策略和经验而成为了扶贫战役中的先锋军。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