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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间探索到国家政策利导

作者:王芳宜     
内容摘要:目前,占农民工总数约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其中很多人有文化、有经验、有梦想,重视自身发展、注重精神享受、关注家庭和谐,这些人成为返乡创业的中流砥柱

由民间探索到国家政策利导

返乡农民工获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 图/CNSPHOTO)

  2016年春节前夕,返乡大潮又聚集在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在这股大潮中,一些画面格外引人注目。在北京西开往成都的列车上,四川省遂宁市政府工作人员将一本本宣传册发放给乘客,咨询台的工作人员耐心地为乘客解答疑问;在广州南站开往贵州贵阳北的和谐号动车上,贵州省团委负责人在列车广播中宣读倡议书;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连日在火车站迎接返乡客。这些忙碌的身影天各一方,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号召归来的务工者留在家乡创业就业。

  返乡创业并非新生事物,农民工回到家乡自己做老板的创业故事也屡见报端,2000年至2013年间,一些有着外出打工传统的地区先后出现返乡创业热潮,如重庆开县、安徽宿迁、河南商丘等。这一时期,各地时有零星政策出台,但相较之下,返乡创业还只是一少部分人的选择。时至2014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返乡创业逐步成为一种潮流,并于2015年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民间探索到国家政策利导。到如今,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释放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滑趋势,GDP增长率由9.6%逐步降低至6.9%。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停工潮、倒闭潮、撤店潮频现,工作岗位也随之萎缩。以华东纺织大厂宝利嘉为例,2015年7月,由于效益不佳,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5000名员工面临失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此外,用工成本提高,让一些外资,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加速撤离中国。2015年春节前夕,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优衣库、耐克、富士康、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正加紧步伐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中国制造”的标签逐渐被“越南制造”“马来西亚制造”代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渠道进一步收缩,部分行业农民工打零工、打短工、打散工成为常态。然而,这种高流动性的灵活就业并不是就业的理想状态,从长远看,农民工依然需要稳定的高质量的就业,如此看来,进城务工或许不再是最佳选择。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事实证明,尽管经济形不乐观,2015年的就业形势却整体平稳,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新创业的小微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吸纳劳动力能力不断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悄然升温。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农村创业人数同比增长3.1%,其中返乡人员达200万人。从国家的角度看,返乡创业对于提振经济、缓解就业压力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从企业发展角度看,相比于成本较高、市场相对饱和的城市,乡村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城乡差距需要弥合

  号召农民工进城务工曾经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同时,城市便捷的生活和相对较高的收入也是吸引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在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下,中国出现了长达20余年的进城务工潮,在此期间,城市化得以快速提升,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城乡间的适度差异有利于引导人的合理流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大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却无法摆脱交通拥挤、环境恶劣的顽疾,乡村贫穷破败、田地撂荒,威胁到中国的农业基础。这种失衡由简单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到文化发展水平和公民权利的不平衡,“农村人”成为一个歧视的标签贴在农民工的身上,反过来也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社会矛盾极易激化。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并不能通过简单的资金投入来实现,关键在于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使之具有长足的发展动力,而这活力必然来自人。广大农民工群体对家乡具有天然的感情,因此,通过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优惠政策等措施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弥合城乡差距的理性选择。

  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积累了经验,也了解城市需求,有助于通过创业建立城市与乡村的连接点,实现资本由城市向农村回流,城市乡村互通有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就指出:“农民工可以作为连接城乡与地区的纽带。”

  此外,返乡创业形成的集聚效应还可以优化乡村原有的产业结构,带动当地配套设施和相关产业协同发展。而城乡差距的缩小将更有利于吸引就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农村社会问题需要缓解

  进城务工潮的副产品——留守儿童问题也成为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问题。

  据全国妇联2014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留守儿童总数达6102.55万,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除学业受到影响,留守儿童遭受意外伤害的风险也很高,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2015年发生在贵州毕节的四兄妹自杀事件充分说明了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城乡户籍差异让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而农民工务工的高度灵活性也让随迁子女处于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中,因此父母外出打工,儿童留守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进城务工潮还让农村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空巢老人缺乏照料,精神孤独,更有甚者在家中去世竟无人知晓。

  农民工进城务工谋求发展,留在农村的还有让人无奈的倒退。农村社会治安堪忧,留守妇女出轨乱象丛生,同时也有大量被性侵者在默默忍受。安徽临泉县警方调查发现,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河南三门峡某村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称“村里有一半都是我的娃”。

  种种与社会进步不相协调的事件表明,农村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从问题产生的源头看,农村人口结构需要做出调整,而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保障措施的同时,特别强调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一方面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另一方面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从返乡创业成功的案例看,相当一部分创业者采取了“公司+基地+农户”

  的发展模式,一人创业即可为本地创造多个就业岗位,有助于推动就业本地化,诸多社会问题或将得到缓解。

  除了政策利导等客观条件,农民工群体自身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目前,占农民工总数约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其中很多人有文化、有经验、有梦想,重视自身发展、注重精神享受、关注家庭和谐,这些人成为返乡创业的中流砥柱。而返乡创业潮一旦形成,也必将像当年的进城务工潮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引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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