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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关系:企业应刮骨疗伤

时间:2016-4-15 13:59:03  作者:王芳宜  来源:
内容摘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期待,其进程有赖于政商两界的共同努力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反腐败强势推行的背景下,中国的政商关系正在步入新常态。一方面,官员不敢再向企业“伸手”,企业负担骤减,另一方面,“不腐败,不办事”成了一种新的现象,处理好政商关系被一些官员简单地理解成抛弃政商关系。“两会”上,有企业家代表反映,一些地方存在“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落实国家政策方面消极懈怠,对找上门反映困难的企业疏淡冷漠,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指出,“很多党政干部不敢接触企业家,很多企业家也不敢去找党政干部,党政干部和企业家之间隔着一扇‘玻璃门’,看得见却不敢进、也不敢接触。”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对新型政商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厘清了“官”“商”之间的关系和界限。

  扯不清的政商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力度加大,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常会扯出复杂的政商关系:查办官员贪腐,商人被牵连;查办商人经济犯罪,亦有官员被拉下水。

  1999年前后,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结识,此后实德集团快速崛起,徐明也随之成为薄熙来的“钱袋子”。薄熙来被查后,2012年3月,徐明也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2013年8月22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2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薄熙来与徐明对簿公堂。2015年12月,徐明在狱中猝死,实德集团走上了重组之路。

  薄熙来、徐明并不是孤例。十八大后,随着中石油腐败案的发酵,众多利益链条牵出一个叫周滨的神秘商人。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先后获得中石油加油站管理系统约8000座加油站的具体实施与管理工作项目等一系列大单,该公司的董事长黄婉正是周滨的妻子。2014年7月,有媒体披露,周滨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湖北省宜昌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包括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内一系列“周案”相关官员,也被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周案”涉及的政商关系错综复杂,牵连甚广,同年落马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便在之后被曝出向周滨进贡5000万元,请其游说当时的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将一个世界级石化项目落户揭阳。

  至2014年11月4日,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公开完毕,在中央巡视组列出的问题清单上,官商勾结的情况普遍存在。

  有评论认为,正是因为长期存在不正常的政商关系,才让反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地经济动荡。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认为,过去,少数领导干部和企业老板“勾肩搭背”“亲如兄弟”,常常“公事私办”,既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不公平待遇,也极易形成畸形的利益共同体。如今,随着大批官员的落马,那些与之关联的、如日中天的大企业也轰然倒塌。

  企业应刮骨疗伤

  有媒体评论称,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的政商关系依然停留在丛林时代。纵观各类官商勾结案件,本质上都是利益交换——官员利用权力牟取私利,商人通过官员获得政府项目、央企大单、国家资源以及其他便利。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房企佳兆业集团的发展历程。2013年,佳兆业首次取代万科,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当年深圳市新房住宅成交量、成交金额双料冠军。然而,就在2015年3月,成为冠军不到两年的佳兆业就走到了债务重组的境地。

  佳兆业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深圳本土家族地产企业,主要业务是旧城改造,迎合了当时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旧城改造项目多位于市区核心地段,土地优质且价格相对低廉,商业价值非常高。2014年各大房地产企业的半年报显示,许多大型房地产企业的毛利出现大幅下降,而佳兆业的毛利却高达40.3%.按照国土资源部给广东的特殊政策,出让供地可以采用协议方式。不少旧改项目即通过线下谈判的方式达成合作,良好的政商关系成为项目成功运作的关键,但也非常容易牵涉腐败问题。原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的落马将佳兆业拖入泥淖。2014年12月,佳兆业在深圳多处的楼盘被地方政府“锁盘禁售”。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政商关系是佳兆业陷入困局的重要原因。“这些项目过去有很多环节不透明,有操作不规范的地方。项目主导权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对土地资产进行估价有可谈判的空间和余地的,这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寻租的好借口,企业也迎合了这种模式,但这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分析。

  对企业来说,这种严重依赖政商关系的成长路径存在巨大的成长隐患。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撰文指出,政商关系问题是企业死亡的第一大原因,政商关系越高,死亡面积越大。

  近年来,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越来越注重和政界保持合理距离。譬如马云、俞敏洪、雷军等,他们受到尊重的原因除了事业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更为清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复杂的政商关系,凭借创意、坚持和技术获得市场。

  对于政商关系,一些企业一直怀有复杂的心理,很多企业家一边不遗余力地结交官员,在展示企业形象时突出自己与官员的合影,另一边,他们把子女送到国外,让他们远离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他们一方面期待可以远离复杂的政商关系,另一方却认同借助于发展政商关系可以更快取得成功。这种心理直接影响了企业家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判断。对于习惯于官商“勾肩搭背”的企业来说,厘清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无异于刮骨疗伤。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当前,中国处于特殊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任重道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引擎,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方式为非公经济创造了宽松环境。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大批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逐渐步入传承阶段。这一时期,重构政商关系无疑是扫除障碍,实现经济平稳过度的润滑剂。

  对于习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一些“两会”代表委员通过媒体表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亲”“清”关系的构建让政商双方都吃下了“定心丸”,在进一步为权力划定清晰“红线”的同时,有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稳定企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对于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专家、代表指出了制度的重要性。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该国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企业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就会中断;此外,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恶化。

  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扭转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家的顾虑,有赖于相关政策体系的保障,“要通过让非公经济政策体系落地生根,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定心、安心、放心,增强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信心。同时,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办企业、正大光明搞企业,这也是要求民营企业家文明经商走正道、坚持既干事又干净地与政府官员打交道。”

  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是关键。庄聪生认为,各级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资源,比如审批权、监督权、处罚权等等,这些权力如果正确使用,并且用到了关键的地方,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用得不对就会发生问题。

  如今,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期待,其进程有赖于政商两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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